張伯倫時代的外交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其實就是希拉里的政策。整體維持全球體系，因為美國是最大受益者。中國加入全球化，大部分利潤也是美國收割。中國在具體問題上的破壞和挑戰，給予地方性處理，以國際規則而非美國利益的名義，讓大多數非中非美的參與者更多地承擔維持秩序的義務，不要像川普那樣全靠美國孤軍奮戰反華，地方性問題的收益趕不上全球化利益的損失，還讓其他參與者坐收漁利，如果中國的反應不符合預期，多邊關係保障了美國有更大的靈活反應餘地。
這個政策在2015年，被中國認為不能容忍，尤其是亞太再平衡，與顏色革命裡應外合，所以北京才希望川普打敗希拉里，在美國推行經濟發展優先，意識形態和全球化帝國主義靠邊站的政策，但經過川普脫鉤以後，北京只要能夠維持接觸就滿意了，因為規則的約束一面限制了中國的官方企圖，一面又允許中國繼續在海外活動，並不妨礙中國在地下活動彌補正面戰場的損失，事實上正面戰場越是失敗，地下活動對中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越大。
美國政府解讀為，美國已經贏了大頭，失敗者靠小偷小摸是找不回來的，不值得完全斷交因小失大。中國解讀為，合作競爭無非是國共統一戰線的翻版，官方的便宜都讓國民黨佔去了，但國民黨承擔了維持秩序的全部負擔，共產黨只搭便車不付出，還可以趁機破壞，掏空國統區壯大自己，等待力量對比更加有利時，先對傅作義張蔭梧之流美國並不喜歡的雜牌軍下手，如果測試結果有利就得寸進尺。
由於國共鬥爭是共產黨的主要策略庫和成功經驗，中國過去二十年一直是拿美國當國民黨來制定策略的，因為合作競爭策略必定會引起同樣的博弈，導致白區黨在美國本土的地下活動升級和環中國帝國主義的熱點軍事衝突升級。儘管中美經濟關係的利潤繼續主要落入美國軍事金融科技共同體，事實上構成美國硬實力可持續發展的資源，中國改革開放通過華爾街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無異於法國資本家通過阿姆斯特丹證券市場支持英國皇家海軍，但在民間和全球化相對受損集團看來就是綏靖政策不出所料地鼓勵了支納粹。
這正是素人川普在2016年勉強從政和意外勝利的原因，而拜登政權比希拉里政權弱得多，後川普時代的反全球化民族民粹勢力已經攻陷了兩黨的半壁江山，比川普初出茅廬時強大得多，帝國金融體系經過葛林斯潘主義的輸出繁榮或通貨膨脹政策幾十年後，已經無力承受戒毒減肥的痛苦了，中國瘟疫和金融危機出清積弊的時間，人算不如天算地落到了不幸的拜登先生頭上，競爭合作外交不出兩年時間，就會並非由於自身沒有實現預定目標，而是由於其政治支持者在國內的失敗而被發明成失敗政策，接下來就變成美國轉向戰爭和排華的刺激因素。
大蜀民國的最高利益顯然在於積極支持反華戰爭和排華活動，為巴蜀利亞民族贏得通向未來的單程車票，進而利用中國瓦解後淪陷區必然出現的軍閥混戰，徹底消滅中國恐怖組織殘餘勢力，通過第四次反恐戰爭的偉大勝利，實現大蜀民國復國和揚子江各國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體系重建的百年大計。
全球主義者對美國帝國主義軍隊的支持非常大，可以圖解化為沒有中國改革開放就沒有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和反恐戰爭。全球化崩潰和中國瓦解以後，表面上（在未來歷史學家可能發明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可能發明成大陸戰爭之一系列局部戰爭中）仍然勝利的美國軍隊和美國民族民粹主義者很難維持克林頓布什時代的羅馬帝國軍隊財政基礎。美洲島選擇代替羅馬道路，亞洲大陸變成奧蘭治親王時代的歐洲，落入印度帝國、八個大大帝國和其他大陸霍布斯國家爭霸戰之中，是有相當可能的。那時肯定會有深刻的思想家出來反省，全球主義者的深謀遠慮畢竟是對的。
沙利文先生雖然是拜登先生的朋友，但並不是他老人家的嫡系。華府幾乎所有人都是拜登先生的朋友，但只有幕僚長克萊恩才是拜登先生的嫡系。沙利文先生是希拉里的嫡系和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策略的靈魂，但自古以來就是專家而非政客。他的出線一方面跟放水專家耶倫的提名一樣，體現了拜登先生對專家內閣的不祥偏好；另一方面也跟哈里斯副總統的提名一樣，體現了拜登先生宰相肚裡能撐船的氣量。
沙利文先生對川普單方面撤退造成政治真空的憂慮，其實同樣適用於拜登先生多邊主義外交癱瘓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尤其適用於拜登先生在多邊主義框架掩飾下，比川普總統更快更徹底地撤出亞洲大陸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所以這樣的真空和支納粹主義者對真空的填補，以及他老人家本人和拜登先生因此被發明為張伯倫，實際上都是不可避免的。
希拉里沙利文的策略在奧巴馬政府的末期，直接針對習近平在其眾望所歸的黃金時代提出的兩雄共治和一帶一路，給中國恐怖份子留下了極為痛苦的印象，使得北京在2016年希望川普勝利，美國放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外交，專心發大財，結果卻在川普總統手中遭到了更大的痛苦，不過當時的估計也沒有完全落空，因為川普總統對經濟的執念是貿易談判和大豆出口的主要原因，二者都是給中國續命的張伯倫政策。拜登政府幾乎不可能恢復貿易談判，還要重新回到希拉里的帝國主義外交，很快就會使中國恐怖組織懷念川普的大豆，正如他們在川普時代懷念奧巴馬和希拉里。
窩老人家在2016年，習近平軍改剛剛生效的時候，對匪軍未來戰鬥力的估計比現在高得多，如果當時的估計跟現在一樣低，很可能不會急於出走，投入時不我待非我不可的鬥爭，而是很可能認為中國恐怖組織是輸定的，大蜀民國建國建軍的任務可以留給自發出線的亂世豪傑。當然，這些都是上帝的計劃和德性的裁決。2017年節點過後，劇本已經無法更改。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模糊的細節越來越清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