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選擇與日爾曼選擇

以下是符合經驗的歷史：

宗教改革和蠻族入侵是文明衰老的自然產物。文明衰老在自組織意義上，相當於秩序生產能力的持續降低；在政治意義上，體現為多國體系的大一統化和自由政體的專制化（東方化是專制化的同義詞）。大一統化和專制化是秩序的消費者，依靠解構早期文明（多國體系和自由政體）的秩序積累為生，在越過積累耗盡和赤字出現的節點以後，自然會形成秩序黑洞。秩序黑洞必然引起同時代秩序生產者的輸出，表現為宗教改革和蠻族入侵。

新秩序輸入舊秩序的黑洞，可能產生兩種後果。輸入者和輸出者在聯姻時刻的路徑選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日耳曼選擇意味著解散大一統帝國，重新發明多國體系和共同體認同。基督教歐洲不會認同古典文明，英格蘭和法蘭西不會認同雅典和斯巴達。

拜占庭選擇意味著改造大一統帝國，體現為蠻族將領的稱帝和基督教會的國教化。拜占庭帝國繼承羅馬帝國，東正教會服從拜占庭帝國。

前者重設，先難而後易；後者續命，先易而後難。

如果我們假定基督教的歷史理論正確，那就是說歷史體現神意。日耳曼和拜占庭的教會都自稱繼承了使徒的教會，雙方的命運體現了上帝對他們的裁決。上帝把世界交給了日耳曼選擇的傳人，把拜占庭選擇的傳人交給了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如果我們擱置宗教本身，只考慮作為自組織的宗教或宗教對世俗社會的影響，那麼同樣的經驗事實，就可以得出下面的推論。西方教會生活在封建自由和多國體系的政治生態當中，高度依賴自組織能力，因此蠻族和宗教的自組織相互刺激和支持，導致了自由社會史無前例的秩序輸出。東方教會生活在大一統帝國和官辦教會的政治生態當中，自組織能力越強反而越容易遭到損失，任何費拉化的細微改革都會獲得環境的獎勵，原始自治教會產生的秩序僅僅推遲了大一統帝國耗盡積累和出現赤字的時間。結果是阿拉伯部落和突厥部落代替日耳曼人扮演入侵蠻族，伊斯蘭教代替基督教扮演宗教改革者。

無論依據哪一種解釋，或者假定兩種解釋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敘述方式，諸夏發明都屬於日耳曼選擇，中國認同都屬於拜占庭選擇。

知識分子更可能選擇拜占庭，因為蠻族社會不需要知識分子，拜占庭宮廷秘書和史官只能由知識分子擔任，但知識分子是麵包蟲，不是麥種。首先要有麥種的播種者，然後才能允許麵包的消費者存在。當祖先留下的麵包吃完或腐敗的時候，培養麵包蟲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