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法的理論與組織

伊瑪目安薩里的《法源薈萃》第一卷294頁解釋人肉盾牌和恐怖主義，大意是為了消滅恐怖份子而導致人肉盾牌死亡，不屬於謀殺。這就是因時造法的一種，istihsan或優選。優選不可能有統一的意見，教法學家自古以來就沒有統一標準。只有包養和專政所有教法學家的列寧主義組織技術，才能實現統一。

教法學家的統一程度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各人自說自話。流亡西方的教法學家，大體上屬於此類。無論他們的弟子做了什麼，或者沒有做什麼，如果本人始終動口不動手的話，實際上不可能出現蘇格拉底式審判。

第二，沒有列寧黨的伊斯蘭國家通常有自己的伊斯蘭學者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經常壟斷國立教育，有時可以對民間的學派展開事後迫害，但沒有能力事先阻止委員會不贊成的學派出現，也沒有能力阻止異己學派獲得國家以外的資助。

第三，列寧主義組織統治的伊斯蘭國家。他們不僅能夠確定正統理論，而且有能力事先消除異己學派產生的可能性。他們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就會導致舊社會的大多數學派領袖流亡海外。以後零星產生的異端分子，通常會在發展到沙龍小組的層次以前遭到毀滅。

理論本身的激烈程度，跟專政的破壞性幾乎沒有相關性。強專政機器的官方理論，往往來自溫和派的師承。弱專政或流亡者小團體的理论，反而可能來自激烈派的師承。而且溫和激烈的分類法，本身就不得要領，以偶然和次要的特徵為標準，得出的結果必然極不穩定，彷彿把建築物分成冷色建築物和暖色建築物，其實只要刷一層漆就能顛倒雙方的位置。

儒家社會的伊斯蘭化，阻力不會很大，因為產生教法學家的階級，精確等價於指手畫腳的清流太學生。差別在於教法學家的門檻比儒家高，不懂亞里士多德就會混不下去。

阿拉伯酋長的封建主義發育不全，轉化為破壞性的宗族鬥爭，是他們和日耳曼酋長的主要區別。吳越士大夫和滿洲貴族的關係，比較接近教法學家和突厥軍事領主的關係。教法學家無論在阿拉伯武士還是突厥武士面前，都代表了政體當中的民主成分。

伊斯蘭不是缺乏民主，而是一開始就攜帶了強大到足以壓制封建主義發育的民主化因素。俗稱的西方民主優越性非但不是民主，反而是民主發育遲滯的封建殘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