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威權的羅夏圖

體面社會的謝幕

李光耀與世長辭，給世界留下了一幅羅夏圖。羅夏圖的墨跡本來沒有什麼涵義，卻能為觀眾的希望和恐懼提供絕佳的投射對象。李光耀和羅夏圖有一點差異。他身為卓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一再企圖將觀眾的心理投射變現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他並不總能成功，但特別擅長在事後掩飾失敗，將失敗重新塑造為另一種性質的成功。在這些方面，他不愧是西哈努克親王和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同儕。然而帝力之大，一如人力之微。千面佳人寄余命於寸陰之際，已經力不從心。余子碌碌，阻止不了聞風而來的鬣狗大軍。後者急欲消費李光耀的各種形象，一如李光耀原先樂於消費自己的各種形象。

李光耀形成性格和判斷的時代，南洋仍然籠罩在體面社會的余緒中。在今人的眼中，那個社會比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更加奇異和陌生。那時，沒有幾個人會懷疑大英帝國的永恆。伍德豪斯和吉卜林作品傳遞的價值觀，似乎像聖經一樣無可置疑。甚至蔣介石這種天天在日記中反帝的極端國家主義者，都無法真正想象自己的期望能在有生之年實現。李光耀當然不屬於這種革命浪人。他所在的團體離不開價值階梯，猶如士大夫離不開科舉。價值階梯與其說是一種利益的保障，不如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心理寄託。你自己能不能在價值階梯上多爬幾層，那是次要問題；有沒有一個可以往上爬的價值階梯，那才是主要問題。在價值階梯穩如泰山的情況下，個人的成敗只是技術性問題。在價值階梯搖搖欲墜的情況下，生活和奮鬥本身都會失去意義。

大英帝國的和平所及之處，都會出現海峽殖民地華人這樣的團體。他們缺乏政治德性，尤其缺乏武德。他們如果得不到善意的保護人，就會慘遭屠殺或自相殘殺。後一種情況經常要糟得多。英國人和荷蘭人征服南洋以前，散布在這裡的華人小共同體就遵循了一種酷似日後三合會的行為模式。他們殖民的地區猶如警察罷工時期的芝加哥黑幫控制區，不僅陷於永恆的戰爭狀態，而且戰爭習慣法往往比芝加哥黑幫壞得多。勝利者經常屠殺男丁，強暴婦女。在日後產生海峽殖民地的馬來半島，華人小共同體的械鬥同樣殘酷，而且更不光榮，因為他們爭取的目標不是本團體的勝利，而是當地蘇丹的功臣資格。英國人結束了這種討厭的遊戲，使所有各方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這些驕傲的殖民者看到華人的習俗，感覺不比看到印度的謀殺教團舒服多少，覺得這些人就是一群隨時會作偽證的黑幫分子。不過，改良社會不是英國人喜歡的任務。他們的風格是厭而遠之，希望不同習俗的族群各自因俗而治，誰也別來惡心誰，只要大家給皇家海軍一點面子，不要公開大開殺戒就好。

海峽殖民地就生活在這種高度割裂的自治狀態下。或者更準確地說：海峽殖民地的憲制更接近神聖羅馬帝國或英印帝國，與其說是一個邦國，不如說是眾多政治實體的組合，其中大多數政治實體還沒有資格稱為邦國，更不用說民族國家了。英國人對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合邦採取不同的政策，自有其道理。馬來各蘇丹國依靠輸入伊斯蘭教的組織模型，已經具備了前近代邦國的形式。英國人的保護發揮了兩方面的作用，既阻止了暹羅王國（泰國）兼並各土邦的近憂，又遏制了蘇丹濫施東方專制主義的隱患，為立憲君主制和聯邦制打下了基礎。海峽殖民地連君主制和土邦的規模都沒有，英國人無法在華人幫會和土著部落的基礎上建立像樣的政治組織。如果日本人面對同樣的局面，恐怕就會不惜血本地推動近代化的社會改造工程，但這不是英國人的作風。除非臣民自己願意改變自己，他們不願意強迫任何人進步。華人社團（或者不如說各種華人社團）生活在這樣的統治下，幾乎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除了喪失械鬥的自由以外，他們的習俗跟留在閩、粵的鄉親沒有多大差異。國界線幾乎不存在，護照簽證純屬庸人自擾。這種近乎世界大同的局面在歐洲結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南洋結束於冷戰和反殖民主義。時間差源於一項非常簡單，卻經常被人忽略的事實。歐洲是歷史的中心區，遠東是歷史的邊緣區。英國統治的舊世界在歐洲稱為自由主義，在遠東稱為殖民主義。舊世界的光芒首先在歐洲熄滅，黑暗需要越過廣闊的空間才能波及遠東。

如果這種體制沒有其他方面的好處，至少統治費用可以降低到人類社會能夠允許的最低限度，從而產生了有利於原始型資本主義的某些條件。海峽華人社會卸下了統治的負擔，體驗了搭便車的幸福。他們天生喜歡托克維爾最討厭的那種原子化個人主義，希望煩人的公共事務都由別人去管，自己可以專心發財致富。華人社會引以為榮的經濟成就，主要源於這種政治德性。他們不大願意承認：這種商鞅式的個人主義對共同體的組織能力多麼有害。歐洲人的所謂資本主義如果跟他們一模一樣，根本沒有什麼征服世界的可能。土著之所以不願意像他們那樣發展，部分原因在於共同體的組織資源比財富更重要。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搭便車的團體得不到體面的統治。英國殖民地享受了英國政治資源的輸出，這種局面注定是短命的。李光耀所在的社會沒有能力想象這一點。他們的奮鬥理想就是文員的理想。他們希望在辦事人員的層次內盡可能地高昇，卻並不希望上升到管理層面，也想象不出管理層的工作性質。他們不是華人社會的全部，只是華人當中自願和主動模仿殖民者的一小撮。日本人若不教會所有大連兒童說日語，就會覺得神經不舒服。英國人其實很高興看到凱爾特人和泰米爾人各說各的語言，潮汕人和客家人各說各的語言。如果有人非要覺得國王陛下的語言特別有面子，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少年李光耀的夢想就是在大英帝國這家體面的公司里，盡快上升到高級白領的位置。他所在的社團是極其務實和投機的群體，跟任何烏托邦無緣。他們模仿英國人，與其說是理解和悅服盎格魯人的價值觀，不如說是勢利眼地崇拜盎格魯人的富貴尊榮。他們不想在自己的社區內奉行盎格魯人的傳統和習俗，建立類似的自治團體，最終將海峽殖民地變成另一個加拿大；而是想通過科舉式的原子化手段，將「英國人的體面社會」從一種生活方式變成一門學問，從而在大英帝國內部獲得次要合作者的地位，類似科舉士大夫在大清帝國內部的地位。李光耀在這場遊戲中表現出色，像少年及第的舉人一樣，飽受同儕的仰慕。他自然不會高興看到這場遊戲的結束，正如廣大舉人不會高興看到科舉制度的廢除。他自然會暗中討厭這場遊戲的局外人，包括各種土著團體和其他（在當時是大多數）華人社區。如果後者的價值階梯沒有錯，他自己的價值階梯就變成了無用功。爬得越高，損失反而越大。所以他畢生的事業就是欺騙或強迫這些不知好歹的群體跟上自己的步伐 — — 當然要比自己慢一步、低一級，以便永遠自己享受優等生的快樂。欺騙和強迫不是體面社會習慣的手段，為英國殖民者所不屑。大英帝國如果不能以紳士的方式統治，那就不如體面地解散；無論如何不能將自己降格到蠻族和賤民的水準，依靠武斷權力實施勉強的統治。其實如果他們的臣民都是李光耀這種人，大英帝國是根本不必解散的；但他們要將所有臣民李光耀化，就必須採取不體面的手段。大英帝國克服不了這種矛盾，但李光耀能夠克服，不是因為他比英國人更強大，而是因為他對體面的要求比英國人更低。他無論表面上使用什麼措辭，實際上都是在做這一件事。我們首先要理解這種萬變不離其宗的秘傳心法，才能不為千面夏娃的某一種面膜所惑。

少年李光耀堅信大英帝國的永恆性和正當性，相信非英語的各族群沒有未來。這種判斷有相當的依據。非英語的華人社團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構成了同盟會和國民黨主要的選民區。抗戰爆發後，他們給重慶的支援超過了廣西。英國殖民者產生了兩種擔憂：馬來半島會不會淪為中華民國的行省？國民黨的海外支部會不會像大本營一樣淪為共產國際的培養基和白手套？不出十年，這兩種擔憂都變成了現實。由此可見，英國殖民者的政治判斷力確實不是浪得虛名。英國人並不打算干涉華人社團的傳統自由，但覺得有必要而且有義務保護土著團體的傳統權利。他們的干預異常及時，因為及時是審慎的主要組成部分。（順便說一句，華人政治家最大的特點就是喜歡在錯誤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情。這種正確的後果，經常比百分之百的錯誤還要糟。）三十年代是華人優勢達到頂峰，而馬來人尚未產生政治自覺的危險窗口期。無論英語華人還是非英語華人的期望實現，土著都會落到不比台灣高山族強多少的地步。他們在路徑選擇的節點輕輕一動，就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妙用；如果稍晚一點點，即使像蔣介石那樣豁出老本拼命，都收不到十分之一的效果。

華人是這種平衡藝術的最大受害者，但機會和路徑的喪失卻不能像物質和實際的損失一樣舉證。華人的子孫即使用盡歷史放大鏡和顯微鏡，都無法證明英國人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們；即使有一百萬種不滿，一切證據只會落在馬來人頭上。在這方面，大英帝國的國格和利益是區分不開的。古往今來大多數征服者都會對被統治者實施滅絕或同化，只有驕傲的盎格魯人會保護和培養他們。全世界都會覺得這是盎格魯人的榮耀，只有馬來華人會覺得吃了啞巴虧。另一方面，盎格魯的道德似乎總能神妙地符合盎格魯人的現實政治利益。而世界大多數族群，尤其是華人的道德和利益似乎總是相互衝突。從最小成本-最大效益的理論出發，李光耀後來抗拒共產主義、大中華和穆斯林國族主義的勝利只能算對英國老師的拙劣模仿。正如中國的古老傳說：扁鵲的大哥醫術最高，卻默默無聞。因為他在疾病剛剛萌芽的時候就把病治好了，大多數人甚至認為他根本不是醫生。扁鵲只能在病人危在旦夕的時候下猛藥，付出極大代價勉強救活他，反而因此獲得了名醫的虛名。人類注定只有極少數才能理解真正的審慎藝術，其中肯定包括李光耀本人。世界覺得他是偉大的成功者，他卻覺得自己是遭到父母遺棄的孤兒。他在年輕時如果有左右局勢的能力，根本不會讓新加坡走向艱難的獨立。然而出身比什麼都重要，手段的體面與否尤其受到初始條件的約束。英國人可以為體面而拋棄殖民主義，仍然有家可歸。李光耀如果不惜一切代價維持體面，他還能去哪兒呢？他只有依靠欺騙和強制，維持沒有殖民主義名號的殖民主義價值階梯。英語華人接替英國人，猶如缺乏威望的管家接替缺席的東家，自然比老東家更小家子氣。西方的體面社會批評他的小家子氣，他只能用文不對題的「亞洲價值」來搪塞，但世界上如果存在最不像亞洲人的亞洲人，除了他李光耀還能有誰？他負擔不起體面社會的奢侈，又不能公開承認。他的搪塞引來了郢書燕悅的支持者，而他的畢生努力恰好就是為了防止新加坡落到這些所謂支持者的下場。他作為資深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不會讓這一點麻煩難倒，但不得不依靠這些小把戲，本身就說明了他衷心深愛的那個體面社會的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