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秩序的衰落（四）

20150822啓蒙編譯所演講錄音

1902年的英日協定簽署的時候，英國大體上還是遠東地區的直接主人，它的艦隊是經常游弋在上海和香港之間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一步改變了遊戲規則。英國駐遠東的艦隊基本上全部撤回去了，不僅完全撤到了太平洋，甚至已經撤出了地中海。這裡面關鍵的仍然是歐洲因素，主要是德國軍備競賽的結果。德國製造軍備競賽，直接挑戰英國，對德國人本身沒有任何好處，只是便宜了英國在地中海和遠東地區的其他競爭者。英國人為了對付德國，不得不通過海軍協定來解決問題，把皇家海軍的主力集中在北海，把地中海划給了法國人，把遠東的海域划給了日本人，讓他們代替英國人，等於是充當分公司經理，維持遠東地區的秩序。

當時一艘巨艦是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選擇的。德國在地中海的巨艦戈本號如果當時被法國海軍殲滅了的話，土耳其人參戰到底是參加哪一邊都還說不定。因為土耳其在傳統上面是親英和反俄的國家，對於土耳其這樣處於世界秩序比較邊緣的地方的國家來說，它其實也是機會主義者，就是說，它反正知道亞洲人是鬥不過歐洲人的，但是歐洲人誰強誰弱呢？那就看當時的表現了。如果英國艦隊出現在君士坦丁堡，像在1878年柏林會議的時候一樣，英國艦隊開進了馬爾馬拉海，出現在君士坦丁堡門前，那麼土耳其人肯定會認為英國人強，然後就會站在英國人一邊。但是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反而是德國的戈本號出現在君士坦丁堡門口，這樣做立刻就改變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對比。親英的勢力下去了，親德的勢力上去了，土耳其人加入了德國人一方。其實這一點就是法國地中海艦隊不稱職的表現。如果法國地中海艦隊能夠在意大利和突尼斯之間把德國的分遣隊殲滅了，德國艦隊到不了君士坦丁堡，那麼土耳其人不是一定會倒向德國的。而土耳其人不倒向德國，達達尼爾海峽通道就會暢通，而俄國人可以通過黑海航線出口它的糧食，進口協約國的軍火的話，那麼二月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所以戈本號這件事情，實際上是牽動了整個二十世紀歷史局面的。

在遠東的情況就是，英國人跟地中海的情況一樣，一點也沒有可以使用的海軍力量，甚至連陸軍都要反過來向袁世凱要軍火。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的表現其實比法國人還要稍微好一點，儘管當時注意這一點的人還不多，當時人的觀點主要是集中在歐洲方面。法國人輕而易舉的放跑了德國的兩艘巨艦，但德國的太平洋艦隊實際上比德國的地中海艦隊要強大得多，它的艦隊游弋在復活節島和瓦爾帕萊索和青島之間，幾乎切斷了智利硝石的出口。如果日本人圍殲這支艦隊的努力像法國人那樣拖泥帶水的話，那麼這支艦隊很可能越過太平洋、中國，一直開到聖地亞哥。開到聖地亞哥，那麼就一切都完蛋了。因為當時協約國大部分軍火原料是從智利進口的。太平洋航線一旦放鬆，而德國人開進了聖地亞哥，在智利扶植一個土耳其式的親德政府，把智利硝石出口完全切斷，那麼協約國大部分軍火生產，至少是暫時會陷入停頓狀態。

如果這支艦隊乾脆反過來向西開，從青島直接打進大沽口的話，那麼基本上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打進北京。因為北洋政府的海軍基本上是象徵性的，過不了幾個小時，大沽口的防線就會被摧毀，德國人只要派出幾千名訓練有素的部隊下船的話，過不了兩天就能從天津直接進入北京，然後在北京隨便扶植哪一個派系，建立一個親德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是意料中的事。這兩件事情都沒有發生，主要還是因為日本艦隊比較給力。按說日本人當時比法國人窮得多，但是他全力追殲德國的結果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青島佔領了，把德國太平洋艦隊打到全軍覆沒的地步。這件事情，實際上對於世界歷史是關係非常之大的，可以說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它的關係就像戈本號和達達尼爾海峽封閉，對十月革命的影響那樣關鍵而致命。但是我們教科書上也從來不提的，提起來等於是長了日本人的威風。

在這場戰役結束以後，在1915年前後，英法兩國內閣都向日本人許諾，把德國在太平洋和遠東的所有殖民地，包括青島在內，通通轉交給日本。實際上按照十九世紀的外交規則，日本外務省只要稍微大膽一點，它在這個時候就可以製造既成事實，變成遠東的主人了。後來日本國內的激進派和泛亞主義者對外務省和國際協調主義者極端不滿意，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在這以後的幾年，日本外務省的表現一直是坐失良機。如果它在戰爭結束以前，甚至在戰爭結束最初幾個月，美國人還沒有積極干涉遠東事務的時候，直截了當就造成既成事實，如果有任何一屆中國政府跟它作對的話，它可以直接推翻這屆政府，基本上是不會遇到任何阻力的。這時候即使它把滿洲從中國割出去，也沒有多少阻力。但它始終是無所作為，一味的談判談判談判，沒有充分的使用它的實力容許它行使的巨大權力，而談判的主要效果就是拖。拖過了時間就不行了，拖到華盛頓會議的時候，美國已經開始積極的干涉遠東了，而沙皇俄國崩潰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已經填補上，沙皇俄國被侵略性更強、滲透能力更強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取代，於是日本人在遠東的擴張變得更加困難了。最後，真到1922年簽署條約的時候，日本人連青島都沒有保住。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僅僅是日本人失敗了。失敗其實是日本人經常遇到的，而是日本人失敗和他擁有的大好機會和巨大實力優勢，根本不成比例。遭到失敗是任何人都有的事情，但是遭到不成比例的失敗，那就說明是，負責辦事的人員很不給力了。從日本國內的角度來看，就證明他們一向的偏見，就是說，畢竟買辦資產階級還是靠不住的，只有日本的窮苦人民才是真心盡忠於天皇熱愛祖國的，那些依靠跟西方人做生意發了大財的人，由於他們的既得利益緣故，他們是根本不敢大膽的破壞國際體系，因此白白的犧牲了日本下層百姓用他們的巨大犧牲換來的大好機會，辜負了天皇陛下的聖恩。這種理論不完全是虛構，即使有誇張的成分，它可靠的程度，比起後來東亞流行的許多種理論，包括什麼反帝愛國理論和革命理論，靠譜的程度要大得多，它離實際發生的事實是非常近的。

但是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其實他每一次都走到背運上面：在它採取武斷行動能夠成功的這個二十年代機會窗口，在台上的是優柔寡斷的國際協調論者，台下的那批人儘管看到了這個機會，激進派儘管看到了這個機會，但卻在台下一味地嚷嚷，沒有發生實際作用；等到三十年代激進派終於通過政變和暗殺的手段趕跑了這些買辦資產階級，建立了符合人民利益的革命政權的時候，其實機會窗口已經關閉了。這時候，東亞的局勢已經大變了，最重要的就是，北伐已經成功了，國民政府已經建立了，等於說是整個亞洲大陸都已經掌握在敵視日本的勢力手裡面。這時候你再要回頭，無論是青島也好、滿洲也好，還是任何地方也好，都必須要結結實實的打一場硬仗才能夠得到利益了。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基本上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東西，現在必須打硬仗才能夠得到。這就是機會窗口的問題。如果1912年的時候，日本人有一支小隊出現在北京或者瀋陽的話，像張作霖這種人會感激涕零的跪在日本人面前，懇求他趕緊派兵來拯救皇上；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同樣的日本兵出現的時候，那就變成一場戰爭的種子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中華民國的政治結構來說，就是說，撤掉了維持這個政治結構的主要動力。因為民國之所以存在，主要不是出於內部的動力的緣故，而是維持國際體系的需要。既然國際體系在歐洲已經瓦解，列強，尤其是英國人維持遠東體系的決心已經基本上煙消雲散了。相應的，各省軍閥維持北京中央政府的動機也就急劇衰弱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華民國政治結構的影響，主要就可以通過外交交涉的方式變化產生。在袁世凱時代，無論如何，列強搞交涉的話，主要還是跟外交部搞交涉；一戰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你跟外交部搞交涉，差不多只能夠達成一些原則性的協議，真到執行的時候，那就出現執行難的問題。一方面是北京政府，基本上沒有力量強制各省執行它的協議；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自己也沒有多少執行協議的誠意。因為它已經學到了一種國民外交的絕技，說白了就是簽了條約不加執行，然後耍賴皮說這是群眾運動的緣故。這兩種因素相互刺激的結果就是，要麼你根本就不辦事，要麼你辦事的話，你就得回過頭去找那些真正能夠具有責任能力、說了話能夠算話的人，比如說你去找張作霖。你跟北京政府的顧維鈞或者王正廷簽一個條約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這個條約只能表現一個抽象的意向；但是跟張作霖簽一個奉俄協定或者什麼新五路協定，那麼該怎麼修鐵路或者該怎麼分紅，具體問題就解決了。諸如此類。

孫中山也就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向英國人控制的海關要求海關分紅。儘管這一次他失敗了，但是最終，他和他類似的人、地方強人提出的類似要求還是得到了勝利。英國人控制的海關，格於中國事實上已經走向了分裂的事實，就覺得把全部海關收入交給北京政府，讓北京政府去鎮壓那些反對北京政府的各省獨立勢力，對於那些各省來說是不公平的。例如對於廣東來說，廣東人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們通過海關交的稅，送到北京去，讓北京人拿這些稅款武裝軍隊來打我們，這不是說英國人已經跟北京結成聯盟向我們廣東宣戰了麼？所以這樣做造成的結果就是，英國人不得不改變，儘管最初拒絕了孫中山的要求，最後還是採取了一種等於是分裂中國前兆的做法，就是，根據各省交納關稅的比例，把關稅分開來。比如說，有20%的關稅是廣東交的，有50%的關稅是上海交的，那麼這個關稅就不再在北京計算總賬了，也分出20%來返還給廣東，50%返還給上海。然後天津交了15%，所以就還15%給天津；山東交了5%，就還5%給山東。諸如此類。這樣一來實際上的結果就等於說是，廣東變成廣東國了，上海變成上海國了，青島也變成青島國了，諸如此類。海關原來是為大清服務的一個代理人機構，現在變成了大清解體後各個獨立和半獨立勢力的代理服務機構。孫中山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按照他設計的這個公平分配的方法，廣東政府才會有足夠的財源搞它的北伐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想象，如果這種情況繼續演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那麼中華民國像一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差不多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最初的時候也是由於當地的土豪因為在分割稅收和支付退伍軍人養老金的問題上談不出結果來，首先也是讓外國代理人來統一負責他們的徵稅工作，然後聽他們分割稅收，最後就乾脆就直接分裂了。之所以這種事情沒有發生，歸根結底是因為更加強有力的、更加不守規矩的外國人介入了這場遊戲，那就是蘇聯。蘇聯通過我們眾所周知的過程，因為這個眾所周知的過程我在前幾次演講中已經講過，所以現在我就懶得重復了。我只說結論部分就行了。就是說，蘇聯通過每十年遞增十倍或者幾十倍的金錢和經濟援助，扶持了廣東政權，通過國民黨的北伐，顛覆了北洋政權和遠東條約體系，然後在國民黨內部安插共產黨，就破壞了國民黨統一中國的企圖。大致的經過就是這個樣子。國民政府的產生，最初根本上就是西伯利亞局、遠東共和國和遠東局利用國民黨安插本地共產黨，破壞帝國主義對遠東統治這種手段。從後來發生的情況來看，它基本上是達到目的了。在二十年代末期，通過分割北洋和大清剩餘遺產建立起來的一系列獨立和半獨立政權，在國民黨的北伐過程中間基本上被掃蕩乾淨。

在這個關鍵時刻，如果一戰以前的政治邏輯還能生效的話，那麼在南京事件當時，大英帝國就應該進行干涉，即使英國不進行干涉的話，日本至少應該進行干涉。因為在南京事件發生以前的話，日本情報機構是掌握了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內部執行蘇聯計劃的全部文件的，文件具體到，支部是誰，誰負責幹什麼事情，都已經搞清楚了。整個計劃的目的就是為了在中國內部挑起反對帝國主義的勢力。如果按照以前的政治邏輯的話，在北伐軍已經火燒到美國駐南京領事館，殺死大批外國僑民的情況下，聯軍艦隊毫無疑問應該出兵佔領南京。即使是英國人不來，日本人距離最近，利害關係最大的，應該趕緊採取行動。但是，由於幣原的優柔寡斷，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可以說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北伐軍挑釁性最強而且立足未穩、還沒有建立起穩定的合法政權的情況下，他們沒有直截了當的掐死這個危險勢力，坐等著，經過中國內地幾年的混戰以後，蔣介石在南京把政權穩定下來，結果穩定下來以後，大多數在遠東利害關係不大的歐洲國家，開始採取妥協態度，放棄了他們在遠東的利益，拍屁股走人。漢口的英租界和九江的英租界就是這個階段收回的，海關的權力也是在這個階段收回的，上海資本家的金融自由是在這個時間取消的，資源委員會是在這個階段成立的，宋子文的中央銀行是在這個時期取得對私人銀行的監督權的。可以說是，中國國內的自由資本主義和條約體系的殖民主義是同時倒台的。在這一切發生的當時，幣原始終沒有明確的反應。

從日本的國家利益考慮，這樣做應該是很愚蠢的。因為日本不是一個歐洲國家。如果法國人、意大利人可以說是，大英帝國不管了，我們也撂挑子不管，他們的利益是很少的，把關稅增加5%，對他們也是無關緊要的事情，把海關從英國人手裡面奪走，對他們的利益影響也不大。但這對日本人的利益影響就大了。國民政府按照這種方式發展下去的話，不可避免的，要像是對付漢口英租界一樣對付日本人，那麼日本在滿洲的利益是早晚保不住的。日本人面臨的選擇是這樣的：如果你打算你好我好大家好，順著走的話，你一定要承認國民政府的話，那你乾脆就像是英美和歐洲國家那樣，索性放棄自己的利益，自己帶著自己人回國算了；如果你下定決心不肯放棄滿洲的利益的話，那你還不如提前準備打一仗。要想打一仗就要在敵人立足未穩，尤其是合法性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具體的說，就是一定要在宋子文為蔣介石制定的那套財政稅收體系建立以前，蔣介石還處在游兵散勇、到處搶劫的革命軍的那種情況下，一刀做掉蔣介石，那是成本最低而效率最好的。但他偏偏錯過了這個機會窗口，等到蔣介石打來打去，政權機構基本穩定，基本上把各路軍閥快要打平了，中央政府快要建立起來的時候，他最後忍無可忍的打過來了。這等於是選擇了一個最糟的打擊機會。要麼你一開始在蔣介石最脆弱的時候一下就把他打掉，保住你的權利；要麼呢，你現在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機會窗口，那你乾脆就不要打算了。

所以日本人在這二戰以前的二十年，基本上是每一次都在最糟糕的時機選擇做最糟糕的事情。外交上的事情其實是沒有絕對的好事和絕對的壞事，同一件事情，提前二十年做就是好事，拖二十年做就是壞事。在正確的時間做，那就是好事；在錯誤的時間做，那就是壞事。塔列朗親王有一句名言說是，當時是拿破侖殺了甘當公爵，他說，這件事情比罪行更加糟糕，因為它是一個錯誤。罪行對國家利益不一定是有害的，但是錯誤肯定是有害的。而日本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毫無疑問就是錯誤。但是按照他自己的政治邏輯來看，那不叫做罪行，那只是糾正他以往的錯誤。日本過去太冤枉了，出力的是他，卻得不到報酬，老是被那些沒有出力的人忽悠，所以我們現在要報復一下。從他們的心理上來講，這不但不是一種侵略，而是一種伸張正義的過程，是為了黃種人爭取平等權利，是為了打擊出賣黃種人共同利益的白人帝國主義走狗採取的必要措施，尤其是為了打擊國民黨這個包藏共產國際間諜的白手套，那是完全正當而且證據確鑿的事情。

從他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日本人在這一方面提出的證據，說明他們實際上是相當老實的人，他們說是，在抗戰前提出的那些條約，像廣田三原則交涉的時候提出的條約，其實要求是相當有誠意的，他們基本上沒有提出什麼領土要求和經濟上的特權要求，只要保住他們在九一八事變中建立的滿洲國就滿意了。他們在關內對蔣介石是毫無要求的。真正實質上的要求，實際上就是要求蔣介石清共，要求把國民政府內部的共產黨剔出去，要求國民黨跟蘇聯和共產黨斷絕關係，大家聯合起來剿共，那麼一切都可以商量。其實你如果比較一下，這些做法跟以色列的外交是差不多的。以色列並不希望得到阿拉伯人的土地，他只要是，阿拉法特願意清洗政權內部的恐怖分子，願意停止跟伊朗打交道，其實以色列人多讓一些土地都是可以的。但是實際上阿拉伯人在這方面是絕對不肯讓步的，因為恐怖主義是他們唯一的武器，他們只有在搞恐怖主義的時候才能贏，打仗的時候是肯定要輸的，所以他們絕不肯放棄恐怖主義的。蔣介石出於同樣的邏輯，他也是不肯放棄他的軍統和超限戰的。

日本人給他提出的要求，其實跟布什總統和聯合國2005年的時候給阿薩德提出的要求差不多，他要求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主要不是撤軍隊，而是主要撤出地下情報組織。因為敘利亞的地下情報組織在那兒不斷的暗殺黎巴嫩的總統和總理，使黎巴嫩的政治生活沒法進行了。蔣介石在華北玩了一次同樣的把戲，無論表面上的條約是怎麼樣的，但他實際上始終是要派軍統的特工部署在地下區的，不斷的搞國民黨最喜歡的那種暗殺活動。只要你得罪了國民黨就肯定要遭到暗殺，那麼國民黨黨部是不是在名義上撤出河北，那實在是無關緊要的事情。日本人再三要求他把這些人撤出去，但實際上效果是等於零的。國民黨從來沒有遵守過協議，如果他們真的遵守協議的話，那麼淞滬抗戰就不可能爆發了。因為1932年的淞滬衝突，已經把上海自由市划進非軍事區了，日本人是真的遵守這個條件的，在1937年戰爭爆發前夜，它在上海沒有幾千人，所以國民黨才敢打他。但國民黨一開戰，就剎那間冒出幾十萬人來，而且全部是在上海自由非軍事區內部。他們以前是在幹什麼呢？當然很簡單，他們以前沒有穿軍裝，然後蔣委員長一聲令下，他們現在突然把軍裝穿起來了。

遠東的國際體系就按照這種方式一直演變到抗日戰爭前夜。除了日本人自己覺得自己是冤大頭以外，蘇聯和國民政府都認為自己是贏家。從蘇聯人的角度來看，他已經幹掉了張作霖、吳佩孚這樣堅定不移的反共分子，換上了蔣介石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容共分子。這個成就很大，就像是如果你能夠在西班牙把弗朗哥將軍做掉，讓西班牙共和政府掌握權力一樣。西班牙共和政府雖然也是資產階級政府，但是其中包含了大批共產黨的間諜。整個共和黨內部，被匪諜滲透的如此嚴重，以至於只要共和政府多維持幾十年，等到二戰結束的時候，它肯定會落到共產黨的手裡面的。如果弗朗哥將軍勝的話，那麼共和派要完蛋，共產黨也肯定要完蛋。從斯大林的角度來看，蔣介石能夠贏張作霖，這就等於是他已經贏得了亞洲的西班牙戰爭。因為在歐洲的西班牙戰爭中，弗朗哥將軍是把共和派、共產黨都給打敗了。

而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他認為他已經通過無賴手段拆散了條約體系，讓日本人的優勢力量完全落空了，而且他還成功的實現了，儘管只實現了中蘇反對日本的事實上的包圍圈。有這個包圍圈在，他才敢大膽的發動抗日戰爭；沒有這個包圍圈在的話，即使他在內部已經做了一些金融方面和軍事方面的準備的話，這場戰爭仍然是沒法打的。從他的角度來看，即使在情報部門和黨務部門中間，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匪諜，而且必須在西北對親蘇勢力留下一個避難所，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很小的犧牲。雙方都認為自己贏了。

而日本人，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看，已經被逼到毫無辦法的地步，他們認為他們已經給列強和國際社會提供了足夠充分的證據，如果他們現在再不在最後的機會窗口消失之前進行干涉的話，那麼整個亞洲早晚會落到蘇聯人手裡面。但基本上，歐洲和美國都不接受他們的邏輯。他們只能選擇，要麼是按照國際社會的要求，整個退出亞洲。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是將越南戰爭時期亞洲即將出現的局面提前幾十年出現，但是實際上是對日本自己是有好處的，日本人可以不受戰爭損失，而且一旦日本退出亞洲以後，蘇聯和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活動也肯定要提前展開，而蔣介石肯定也是頂不住的。蔣介石在失敗以後，共產主義勢力會提前三十年進入東南亞，很可能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都會變成赤色政權。

但這種情況非常有利於日本，在整個亞洲大陸赤化的情況下，無論日本國內是民主還是不民主，它都是西方國家和美國反對蘇聯的唯一同盟候選人，這時候它就變成亞洲的弗朗哥政權了。美國人儘管講究民主，要求推翻一切獨裁政權，但是最後仍然不得不扶持弗朗哥和薩拉查，為什麼呢，因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讓弗朗哥和薩拉查倒台了，那就肯定是共產黨上台。所以儘管他們獨裁，仍然是非扶持不可的。日本如果肯採取這種政策的話，實際上它在戰前的明治憲法體制是不一定要改的，實際上它完全可以維持一種弗朗哥政權式的存在，在冷戰全面爆發以後，充當北約的代理人。但它沒有走這條路。從它自己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它是犧牲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替西方國家做出犧牲，而且還要被西方國家打。

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他等於是在一個錯誤的認知圖景上理解問題。北伐以後的國民黨已經不是辛亥時期的國民黨，不再是黑龍會的代理人，而變成蘇維埃的代理人了。他從他加入北伐開始，被蘇聯人安排的任務就是，作為一個白手套，趕走真正反蘇的反動勢力，像張作霖之類的，然後，再讓蘇聯安插共產黨人從內部取代。蔣介石認為他自己是足夠聰明，能夠識破蘇聯人的陰謀，能夠利用蘇聯的力量，首先趕走帝國主義，然後趕走日本人，最後還能像土耳其的凱末爾一樣，在實現民族國家、建立民族國家的目的達成以後，再清算掉內部的共產黨人。當然他最後失敗了。功虧一簣。在他自己以為快要成功的地方，落到了滿盤皆輸的下場。

蘇聯人以為他的算法比國民黨要高明得多，成功的把自以為聰明的蔣介石和日本人都算進去了，把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遺產和蔣介石的苦心經營全部納入到自己手裡面。但實際上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他放棄了歐洲的正面戰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亞洲的側面戰場，把從滿洲、中國、越南直到東南亞一線，全部拿下來了。表面上看成功非常大，但實際上這就等於是放棄了先進的、能夠帶來利益的地區，繼承了、征服了那些落後的、需要自己倒找錢的地區。征服落後地區實際上是一件賠錢的交易，這就是美國在1948年和以後的很長時間不願意干涉亞洲大陸的根本原因。

這個做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現在的情況跟中古時代的情況不一樣。蘇聯如果是有一個軟弱的中國，無論是北洋軍閥的中國還是蔣介石的中國作為自己的敵人，它花錢是不太多的。但它如果控制了整個中國，一個友好的、共產主義的中國，它為了把這個中國扶起來，需要花的錢，實際上是比對中國為敵要大得多。越南的赤化，表面上看是美國的失敗，實際上是把這個巨大的包袱移到了蘇聯的頭上。蘇聯因為它的成功，而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這對它來說，表面上的勝利，實際上反而是失敗。它如果當初的話，肯勉強維護遠東秩序的話，聽任遠東處在破碎狀態，存在一系列獨立和半獨立的軟弱政權的話，實際上它可能會負擔更輕一些，說不定還能夠以某種方式轉型為一種半共產黨的威權政權而不至於完全垮台也未可知。

所以這裡面與其說是要討論外交策略的高明問題，倒不如說是討論你自己資源和策略的恰當配比問題。而資源和策略的恰當配比問題，回溯到最後，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意識形態就是你對使用資源和人力的方式問題。好，我現在就講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