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亞主義的野望與幻夢
《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書評
《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回溯了東亞及其近代化的起點。泛亞主義的基本論點非常簡單：日本是被壓迫民族，與亞洲同文同種；東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開港最初二十年間，泛亞主義的聲勢比其他各種理論大得多。1863年,德川幕府的海軍統帥勝海舟首先提出「亞洲同盟論」：「當今亞細亞幾無人有意抵抗歐羅巴。此乃胸臆狹小，而無遠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見，當以我國出動船艦，前往亞細亞各國，向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廣為遊說，共同壯大海軍，互通有無，研究學術，免受西洋的蹂躪，應首先說服鄰國朝鮮，然後是中國。」1873年，岡本監輔提出了「日清合縱論」。他效法戰國策士，向北京朝廷和各省豪傑推銷東洋大聯盟計劃。大清要員在黃公度和《日本國志》的時代，對「同文同種」的概念並非無動於衷。1877年，宮島誠一郎和何如璋提出了「日支提攜論」。丁汝昌在《贈宮島誠一郎》詩中寫道：「同合車書防外侮，敢誇砥柱作中流。」這時，北洋艦隊的力量仍然足以傲視東洋。甲午戰爭最終爆發時，勝海舟是極少數公然表示痛惜的日本人。他提醒國人，冤冤相報的結果對整個東洋都沒有好處。泛亞主義由主流變成非主流，以此為一大轉機。
傳奇人物曾根俊虎組織了「振亞會」，其宗旨為「近擬興亞一會，須在中東兩國，先為同心協力，興亡相輔。然後推及亞洲諸邦，共相奮勉，俾能自強獨立」。宮島誠一郎繼承了大久保利通和何如璋提出的清日親善計劃，聯合曾根的團體，成立了「興亞會」。曾根對早期革命黨人貢獻甚大，孫文的朋友馮自由說：「曾根為日人中最有心中國事者，自稱原籍山東，為先儒曾子後裔，著有《太平天國戰記》一書。篇末言太平天王洪秀全遺言，謂余志雖不成，然不出五十年，必有大英雄出自東方，繼吾志而驅逐滿族，恢復故土等語。觀此可知曾根對中國之抱負矣。」1886年，北洋水兵和長崎警察發生衝突，日本舉國嘩然，報仇雪恥之聲洋洋盈耳。俊虎獨持異議，責備國人不知好歹。大清根據非常確鑿可靠的證據認為他是革命黨的朋友和危險的顛覆分子。日本政府認為他是親歐外交路線的積極反對者，將他打入另冊。
興亞會剛剛成立時，成員包括長岡護美、渡邊洪基、副島種臣、榎本武揚、宮島誠一郎、廣部精、大久保利通的兒子保利和、漢學家重野安繹、何如璋和黎庶昌。1883年，興亞會改組為「亞細亞協會」。會員包括曾根俊虎、金子彌兵衛、草間時福、桂太郎、東次郎、榎本武揚、牧野伸顯、副島種臣、三島毅、品川彌二郎、原敬、竹添進一郎和王韜。長岡護美、渡邊洪基分別擔任正副會長。重野安繹、宮島誠一郎、谷乾城、岸田吟香、末宏重恭、宏部精、成島柳北等二十四人擔任議員。協會倡導「日中提攜」，「將通商貿易、確立市場作為日中提攜的經濟基礎」，強調「中日兩國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合縱以及收回利商權」。曾根俊虎在會中十分活躍，主張通過興辦事業來振興亞洲主義。英日同盟成立後，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都改變了立場。辛亥前夜殘存的泛亞分子，包括俊虎在內，要麼是不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要麼就是天生的冒險家。他們構成革命黨人中最有行動力的部分，正如魯迅所說：革命黨負責撕烏賊魚下酒，痛罵滿人；深入敵後搶救烈士家屬，那是日本浪人的事。
每一個成功的革命黨人背後，都有一個功成不居的日本泛亞主義者。孫文離不開宮崎滔天，正如米老鼠離不開唐老鴨。他們來自東洋各地，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孫文在《三十三年落花夢》的序言中，回顧多年的革命友誼：「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游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方之虯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略，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遊歸國，將其所歷筆之於書，以為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揚之。壬寅八月支那孫文逸仙拜序。」國民黨的歷史學家探討辛亥革命，最怕提到玄洋社和頭山滿；探討國民革命，最怕提到共產國際和鮑羅廷。造化弄人，把昔日的恩人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敵。
玄洋社在國內是民權分子，行刺大隈重信和森有禮。革命黨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烈德」，至少有一半是從他們的導師和東道主那兒學來的。如果把國際共產主義換成泛亞主義，玄洋社所在的生態位就是國際縱隊的生態位。霍布斯鮑姆說西方左派一輩子最理想主義的行動，莫過於參加西班牙內戰。頭山滿的「天佑俠團」參加朝鮮的東學黨起義，同樣是自以為是只顧自我實現的反熵舉動。當然，朝鮮王國政府對他們這種國際主義的看法，不會比佛朗哥將軍對喬治·奧威爾的看法更好。大韓民族主義者絕對不會原諒他們害死了最可愛的明成皇后。西班牙天主教徒看到外國顛覆分子侮辱修女，紛紛投奔長槍黨。日本政府對他們的政策，類似於撒丁王國政府對待加里波第和紅衫軍：討厭他們的冒險，但並不討厭收割他們冒險的成果。那不勒斯王國如果勝利了，撒丁王國肯定會跟紅衫軍畫清界線；如果紅衫軍勝利了，果實自然會落入撒丁正規軍手中。紅衫軍別想得到一官半職，意大利統一本身就是他們想要的報酬。
義和團戰爭期間，孫文是頭山滿行俠仗義的主要受益者。抗戰前夜的雙重外交，這時已經初見端倪。玄洋社不斷參加東南各省的革命，日本政府不斷取締他們。俄羅斯佔領關東以後，玄洋社改名為黑龍會。顧名思義，就是要將俄羅斯趕回黑龍江對岸。革命黨人桴鼓相應，在東京籌備拒俄義勇軍。大清和日本兩國政府雖然自己就在合謀反對俄羅斯，但無意給內部的敵人提供機會，聯手禁止他們活動。結果革命黨人把反俄改成反清，用長城取代了黑龍江。興中會和華興會的聯合，依靠內田的牽線搭橋。孫文和黃興都是黑龍會的老朋友，但彼此結識不過半個月時間。這次聯合產生了著名的同盟會，會員中的日本人比廣州革命政府中的蘇聯人還要多，其中包括內田良平、宮崎滔天、平山周、末永節、宣野長知、和田三郎、清藤幸七郎、梅屋莊吉、北一輝。辛亥軍興，日本政府照例追隨英國。列強一致宣佈中立，等待塵埃落定。只有黑龍會秉承國際主義精神，為「窮鳥入懷」的孫文保駕護航。犬養毅和頭山滿搶先趕往革命現場，為遠在美國的孫文鋪平道路。內田良平和宮崎滔天留在香港迎接孫文，護送他前往上海。孫文出任臨時大總統後，任命內田為外交顧問，阪谷芳郎和原口要為財政顧問，寺尾亨和副島義一為法制顧問，犬養毅為政治顧問。南北和談如果決裂，革命黨人肯定會步武魯監國和鄭成功。南明乞師日本，洗雪靖康-甲申國恥的格局呼之欲出。章太炎《正疆》的「日親滿疏」論做好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準備工作，孫文和宋教仁做好了組織方面的準備工作。
辛亥革命沒有走向泛亞主義者希望的方向，因為亞洲大陸不是戰場的中心。國際協調主義者或現實主義者在東京戰勝了泛亞主義者或理想主義者，於是邊緣人的革命和邊緣地帶的革命果實相應地付諸東流。桂太郎拋棄了青年時代的亞洲大同理想，一變為英日同盟的主要締造者，與其說是他個人的問題，不如說是形勢比人強的問題。亞洲大陸「脫亞入歐」，誠如孫文對嚴復所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日本雖然通過甲午戰爭排除了大清對朝鮮的支配，但如何阻止俄國南下的難題反而因此更難解決。作為對策，日俄協調論與日英同盟論產生對立。日俄協調論主張日本承認俄國對滿洲的支配權，作為交換，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支配權，即所謂「滿韓交換論」。伊藤博文、井上馨、陸奧宗光等人執這種觀點。山縣有朋、小村壽太郎、桂太郎等人則執日英同盟論，主張日本與英國結成同盟共同對抗俄國。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是英俄大博弈最激烈的時刻，英日合作和日俄合作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英日合作意味著日本出兵亞洲大陸，解除大英帝國對俄羅斯南下的擔憂。英日一旦合作，俄羅斯和日本就會自動進入短兵相接的位置。英國在中東、中亞等地區與俄國對峙，而日英間基本沒有利害衝突。最終日俄協調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日英則於1902年1月30日簽署了日英同盟協約。日本作為國際體系的後來者，很難指望獲得比世界霸主更好的保護人。英日同盟締結的消息傳到東京，國民欣喜若狂。大清這個扶不起的阿斗，在現實主義者眼中怎能跟大英帝國或俄羅斯帝國相提並論？
早在1899年5月，山縣有朋首相就公開反對泛亞主義浪漫派的「中日提攜」路線：「觀清國形勢，歐洲列強在清國版圖內到處都在擴張利益線，清國地圖顯然最終將被赤、橙、藍分開。清國將像猶太人般國亡而人種存。值此之際，我國將來應當盡量擴張利益線……即便我國財、政、兵三方面都充實了，與清國提攜維護東洋獨立也是最為拙劣的下策。」自古以來，「乾得好不如嫁得好」就是現實政治的潛規則。如果你的老闆輸光了，你再優秀都沒有用。如果你的老闆贏了，你只要不犯大錯就能搭便車獲利。大清在庚子年犯了太大的錯誤，因此提前輸掉了辛亥革命。孫文因為他原先的朋友桂太郎拋棄泛亞主義，在1902年提前輸掉了辛亥革命。死刑犯在人頭落地以後還來得及眨眨眼睛，地球在太陽熄滅以後還有八分鐘的光明。政治世界一般不會缺少會走路的屍體，因為巨人的消息傳達需要更長的時間。孫文的失敗不等於袁世凱的勝利，因為後者其實只是大清破產清算委員會主席。既然所有各方都不能指望從破產者身上收回成本，肯定會把怨氣發洩到清算委員會主席頭上。任何人在擔任這種職務之前，肯定都清楚自己的主要功能就是挨罵。中華民國的諸國父和五族共和的各憲法主體都寧願他們的創造物不存在，但為了維護條約體系的緣故不敢造次。宗室和張作霖都希望太后和皇帝返回熱河或陪都，在關外重建後清盛世。同盟會傾向於放棄關東的權益，解決革命陣營的經費問題。黎元洪和蔡鍔的軍政府堅決要求十八省精誠團結，將「朔方虜騎」趕回老家。只有列強希望大清完整、平穩過渡，因為重新培養一個交涉對象是件很麻煩的事情。如果國際社會聽任袁世凱和卡爾扎伊倒台，下一步是不是應該派幾個專家下鄉，給風起雲湧的塔利班和李自成解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自由貿易就是好，就是好」？另一方面，廣大官紳也有理由害怕八國聯軍開進來替他們維持秩序。塔利班或許不介意重上興都庫什山，諮議局是沒有這種打算的。所以袁世凱和朱爾典商量完後，大方向就確定了。在東亞上層社會的眼中，朱爾典說話，就是大英帝國說話，大英帝國說話，就是國際社會說話，跟國際社會做對，下場參見端王和大阿哥。孫文剛剛上台，就已經出局了。內田良平如果當了首相，是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問題在於，此刻的東京政治家害怕沾染泛亞主義的嫌疑，並不亞於北京政治家害怕沾染義和團的嫌疑。
英日同盟一開始就不是平等的聯盟，而且不平等的方式非常接近後來的美日安保條約。日本人對同盟畢恭畢敬，而英國人並不怎麼珍惜日本。英日同盟主要是由日本人出力，維護英國人制定的遊戲規則。世界霸主抽象的保護對新興國家非常重要，但並不需要英國人付出多少實際上的成本。弱者在不平衡的同盟當中能夠獲得的最大利益，其實不在同盟條約規定的具體項目中。如果比爾·蓋茨喜歡一家餐館，願意出十倍價格天天在那兒吃飯，老闆的最大利益顯然不在蓋茨付的十倍價錢，而在聞風慕名而來的無限多的新客戶。如果老闆居然滿足於比爾·蓋茨按照合同付出的十倍價錢，把精力集中在只有極少數老客戶才能品鑒的烹飪技術上，不用極少的烹飪成本和比爾·蓋茨的名氣吸引大批不懂品鑒的新客戶，那他的做法就非常接近日本的外交風格了。日本人履行條約義務，極端拘謹 ／ 誠實 ／ 守信，傾向於犧牲條約文字不會寫明的政治目標，維護每一個白紙黑字的細節。他們習慣用同樣或類似的標準對待其他各方，因此在堅持文本細枝末節方面的成本相當高，卻在並無明顯利益的時候，不知道變通和豁免，二十一條交涉就屬於這種情況。在條約政治影響的潛在利益明顯大於文本界定利益的時候，不知道因利乘便 ／ 借力借勢，英日同盟就屬於這種情況。機會主義的鄰居看待日本，大概會覺得他們就是俗語「活人不會讓尿憋死」的反面教材，很難克制玩弄和利用的衝動。
孫文在辛亥以後的二十年，一直寄希望於內田和他的老朋友，甚至接受蘇聯代表越飛的邀請後，仍然特意繞道神戶發表最後的泛亞主義演講。他這時已經寄余命於寸陰，不能繼續等待老友奪取日本的政權。黑龍會的朋友最終打倒了沒有情懷的現實主義者，解放了「克歐超白」、「中日提攜」的旗幟，卻發現孫文的旗幟已經落入俄國人的朋友手中，開啓了一場無法形容的混戰。汪兆銘引用他自己編撰的國父全集，指責蔣介石背叛泛亞主義和亞洲人。蔣介石引用梁啓超為大清發明的中華民族理論，指責汪兆銘背叛新三民主義和中國人。中華民族的發明者梁啓超和中華民國的發明者章太炎則已經懷著對國民黨和汪蔣二人的刻骨仇恨，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批判的武器最終仍然取決於武器的批判，決斷仍然來自大英帝國的繼承人和俄羅斯帝國的繼承人，犧牲者仍然不明白為何犧牲。維多利亞時代的說教家看到這些故事，肯定會想到馬修·阿諾德的《多佛海灘》：「我們彷彿置身黑暗的曠野，無知的軍隊在黑暗中相互殘殺。」他們還會覺得現實本身就已經證明人類肯定有罪，否則怎麼可能落到這樣的世界上。
本文原載2016年1月3日刊出的《上海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