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發明學

1483年，桂尼士兰（Gestneseland）领主岑氏家族爆发继承权战争。

岑钦、岑溥、岑应的私战，在全世界的封建体系中都不足为奇，但纠纷引起的法律和文宣活动，为东南亚各民族冒认汉姓的机制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私战各方为了论证自己的正统性，首先发明了“汉征南将军、舞阴侯岑彭”的祖先。明国重臣刘大夏怀着恶意削藩的动机介入诸岑私战时，并没有提到其他的发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岑氏家谱也像从罗贯中到毛宗岗的《三国演义》一样日益丰满。满洲帝国时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泗州府部》收录了署名王守仁的文章《泗城土府世系考》，为岑家发明了更新的祖先岑仲淑。他的设定是吴越余姚人和狄青的助手，征服桂尼士兰君主侬智高以后留在当地。王守仁的子孙和《王阳明全集》的编者否认宁王的敌人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但并没有妨碍岑氏家谱的细节像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一样越来越多。

吴越岑氏家谱和西林岑氏家谱的创造性合并，又给岑仲淑增加了祖父岑象求、伯父岑孟祥和父亲岑世衡，由此引起的麻烦比张纯如还多，因为这两个人像拉贝一样死有对证。如果拉贝在国际委员会工作期间记录的安全区居民总数赶不上指数增长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他的证词就很难说利大于弊。首先岑象求不是吴越人，而是巴蜀人。其次他的官场履历从宋神宗一朝开始，经宋徽宗批准退休。最后他的名字不仅留在《元祐党人传》里，而且还是苏东坡的姻亲。狄青的宋桂战争发生在仁宗朝（1052年），宋徽宗这时还没有出生。这就是说孙子在仁宗朝已经做了将军，祖父在仁宗的继承人英宗一朝还没有考上公务员。退休年龄必须超过八十岁，倒不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仁宗虽然接受包拯的建议，强迫官员七十岁退休，但他以心慈手软著称，不见得不能一直赖下去。岑孟祥的问题就更大了。他同样不是吴越人，而是新野人，而且生于宋太祖开宝三年，比理论上的父亲还老。岑仲淑有这样的祖父和伯父，代际关系比莫比乌斯环还乱。如果解释成蛮族酋长的攀附，反倒没有明显的矛盾。陈寅恪在李世民的家谱祖先李初古拔和西凉王室之间，发现了类似的颠倒错乱。夜郎领主张氏将明将张德胜、张玉、张辅发明成自己的祖先，造成了同样的混乱。

冒名顶替的利益即使不及江泽民认江上青为父，至少总能超过遇罗克反对出身论的宣传。资本家正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沦为黑五类，在江泽民时代才会特别积极地加入共产党。百越酋长冒充南下官员或南征将领的后裔，正是因为他们本来是这两种人的重点迫害对象。古代的家族发明学和近代的民族发明学，本质上都是为政治诉求服务的。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冒名顶替，代表斗争双方心照不宣的妥协。殖民者在丧失征服初期的镇压能力以后，不得不统战难以消灭的体制外势力。被殖民者在痛定思痛以后，试图逆向运用曾经打败自己祖先的符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子孙。双方都没有预见到十九世纪发明的文化泛民族主义，会将哥白尼乌斯和帕拉塞尔苏斯发明成统一的拉丁民族。同样的构建技术当然也可以将史达林发明为史思明的后裔，证明汉族主义（希腊主义、拉丁主义、斯拉夫主义、阿拉伯主义、突厥主义或任何文化泛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建立在无限的同化能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