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的生成：技術與路徑（一）
2016年9月5日“文明與自組織”會議發言
文明這個東西，你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分析它，要麼從資訊的角度來分析它，要麼從結構的角度來分析它。如果從資訊的角度來分析它，那就是我所謂的“純潔”與“豐饒”的問題，它就是一個資訊產生和複製的機制。第一，它的資訊產生必須是足夠的豐富，大體上來講要維持增量才行；第二呢，就是它的複製必須是足夠的精確，否則誤差度大到一定程度以後，會導致系統的內崩潰。但是這兩方面又是有一種微妙的相互約束的關係：如果太強調複製的精確度的話，那麼豐饒度就會受到損失，因為精確度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個刪除機制；反過來，如果你要堅持豐饒度的話，那麼精確度也就要受到損失，因為太多的蕪雜會損害傳遞的精確度。
這個模式可能不僅適用于文明，而且適用於很多現象，例如是生物演化的現象。生物演化的現象就是以DNA的出現為分界線的。在此之前是蛋白質和各種氨基酸之類的組成的那種營養湯，它的特點就是豐饒，它其實也是能夠複製的，尤其是存在膜結構的地方，但它複製的精確度非常之差。在存在膜結構這樣的地方，它可以不斷的衍生，但是它會很快的把提供營養的這個原始湯耗竭。精確度則是DNA產生以後的事情。DNA對生命的主要意義就是，它能夠做到基本精確的複製。DNA的用途就是，第一代複製以後，第二代和親本的相似度是非常之大的，但是這樣做就會導致大量資訊的流失。結果我們知道，後來形成的生命就是兩種模式的聯合，核心部分是DNA，用來保證精確度，週邊的部分就是各種原材料，其主要作用就是豐饒度，尤其是各種偶聯酶之類的東西。
文明本身也是這樣的。可以說，文明本身沒有準確的定義，但是我們通常約定俗成的文明和通常不稱為文明的、但存在人類的原始文化之間的差異，就很像是生物演化的差異。文明是什麼？它就是能夠保證一定精確度、具有一定延續性的東西。例如你說自己是孔子的門徒，那你可以說，我雖然離孔子兩千年了，但是我的學說跟孔子的學說有巨大的相似度，足以保證我認同於孔子而不是認同於其他人，或者認同於基督或者是認同於默罕默德諸如此類。這個認同度的保證，就是相當於DNA的精確度保證。
而原始文化共同的特點就是，它沒有這樣的保證，它有巨大的豐饒度，也就是說它的分歧度比文明要大得多。文明到底有多少種，雖然定義不同，但是最大的說法也沒有說是超過幾百種的；但是人類存在的原始文化的數目是多到無窮無盡，至少有上百萬種吧。論豐饒度、分歧度的話，毫無疑問是原始文化要大得多。文明有別于原始文化的地方就在於，它有一套認同複製機制，這一套認同複製機制在它的體系中間扮演了相當於DNA在生物中扮演的角色。
文明的另一個維度就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主要是兩點，一個是網絡，一個是節點。大體上來講，我們直覺也可以感覺到，文明有高檔和低檔的差別，存在歧視鏈，其基本判斷標準就是節點和網絡的複雜性：同一個區間內，如果網絡的層次更多一些，那麼這個文明就要更高檔一些；對於文明內部的各個成員來說，如果他們聯繫的節點比較多的話，那麼他們的地位就比較高，也比較安全，他們所在的文明的層次也會相應提高；外形相似、但是層次比較少或者節點比較少，那麼這個文明的脆弱性就要強得多。
例如印加帝國，給人的印象就是它的脆弱性要大得多。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話，它好像有一套黃仁宇說的那種“數目字管理”的機制，它那一套結婚祭祀的東西，雖然技術上很原始，但是其實跟圖靈搞的那套打卡的原始電腦是差不多的，是高度數位化、高度科學管理的東西，恐怕比起許多物質生活比它更發達的文明更加稱得上是科學管理、理性管理的體現；但它是極端脆弱的，脆弱之處不在於它的模式，而在於它的層次少，層次少就會一擊就破。所有的文明都經歷過外部來的打擊，雖然它也是可以滅亡的，但是一般來說受到打擊以後，大多數文明還有一定的恢復能力，甚至在被征服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自我延續，不會像是它那樣突然一擊就崩潰了。所以這裡面的主要問題就在於，它的層次要比別的文明的層次要少一點。類似的一些現象就是所謂西歐的絕對主義國和東方的專制國家，它們的差別在哪裡呢？有過很多種說法，但是最靠譜的說法就是，儘管它們的外形有一定相似之處，但是西歐絕對君主國內含的層次比起西歐以外的任何專制國家蘊含的層次都要多得多，結構複雜度大，因此它蘊含的生機就會更大，在遭受危機和打擊的情況下，它自我維持的能力也要大得多。
層次和節點表面上看起來是跟認同沒有關係的，但其實是有關係的，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閾值，儘管這個閾值沒有辦法像你研究腦神經科學那樣精確的判斷出來，但是大致的判斷沒有問題：網絡的複雜性和節點的數目如果低於某一個數值的話，那麼自我意識不能產生，認同就不能產生。你必須足夠複雜，超過一定閾值以後，只有足夠複雜的網絡，才能夠形成自我回饋，形成自我意識，在自我意識的基礎上，你才能夠形成認同結構。所以結構的分析和資訊的分析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同的，但實際上是指向同一個目標，像解析幾何裡面用代數的方法和幾何的方法可以得到同一結論一樣。一面是資訊，一面是結構，大體上講，順著這個基本框架，可以把作為演化系統的文明整個概括進來。能不能夠做到像腦神經科學那種精確度不好說，但是如果撇開不同的行為主體來說，模式的相似性是非常有參考性的。
根據這樣的兩種分析方法，你就可以對文明定出相應的“歧視鏈”。歧視鏈就可以根據結構的複雜性和資訊的複雜性來定。一般來說，我們認為是比較高等的文明，都比覺得比較低等的文明有更多的複雜性。如果你說我們要保護已知的文明，或者說是要促進文明的繁榮和發展，反對對文明的破壞，這其實是一個大體上可以用數學方法來度量的問題：假如你的行動是傾向于增加網絡的層次和節點，或者是增加了資訊的生產機制，或者是增加了資訊複製的精確度的話，你的行為就大致上可以說是有利於文明的；反過來，你如果是個刪除者，是文明的破壞者，那就是說，你要麼是從客觀上、結構上來講減少了文明的層次，減少了節點的數目，或者說從資訊的角度上來講，你削減了文明傳遞的精確性，從而損害了它的認同，或者是你損害了文明的產生機制，使它變得不像原來那樣豐饒了。這四種指標（層次，節點，精確度，豐饒度）都有一定的可測量性，儘管也不是很精確的測量，但是大體上講，用健全常識來測量的話，都是可以測量出來的。
然後我們回到現在的世界體系上面，你可以看出，怎樣才能夠增加體系的豐饒度、精確度或者是層次和節點，或者是相反，對這四項因素進行破壞呢？那就要看你所在的位置了。在這一點上，你就不能夠堅持統一標準，因為堅持統一標準就是忽略了世界秩序或者是文明秩序本身的層次延展性。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在歐洲，你可以說民族國家的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已經來臨了，現在它已經是民族國家和後民族國家相互結合的階段。如果我現在在歐洲，要我改善歐洲的文明的話，我就不會跟他提發明民族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會給他提出相當於是復辟神聖羅馬帝國的計畫，把過於官僚化的歐盟虛置，但不是解散，像以前中世紀對待神聖羅馬帝國那樣，維持它作為一個法統的來源，但是把它的實際權力虛化，使實質性的工作從歐盟的官僚主義當中離開，而轉向民間的亞國家團體。對於歐洲來說，它主要的問題是亞國家團體缺乏生命力，超國家組織過多的受到了官僚主義的浸染。像伊斯蘭國對歐洲的侵襲，實際上是原有秩序的一個bug，有bug在的地方，就指示了系統的薄弱環節。因此我如果是在歐洲的話，我肯定要建議他們強化非國家組織，而不是談論發明民族。
但是東亞的情況不一樣。十九世紀發明民族的浪潮從歐洲延伸到近東，延伸到拉美，延伸到遠東，基本上已經橫掃了大半個世界，現在的中國恰好就是發明民族留下的最後一個災區，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發明民族還沒有完成的地方，而它現在面臨的所有問題都要直接歸因到民族發明的失敗。民族發明這個事情不是像士大夫階級想像的那樣，我高興怎麼發明就怎麼發明，那要看有效沒有效，發明民族的最終結果是要看神裁。民族和其他的共同體有什麼不同呢？它是一個有自衛能力的共同體。如果你搞出來的東西，我經常用的例子，波蘭，如果你搞出來的東西像波蘭一樣，第一你能夠頂得住打擊，第二就是，頂住打擊的程度，一直到亡國以後民族魂都不會滅亡，那麼你就可以說，波蘭民族的發明成功了。
我們不要以為波蘭民族是先天就存在的。波蘭在宗教改革以前非但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還是各種異端邪說的一個中心，實際上它是歐洲人文主義的一個重要中心。大家現在很少記得，在哥白尼那個時代，它之所以出哥白尼，不是偶然的，那時候波蘭人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是歐洲最晚皈依天主教的政治實體之一，而且他們的上層人士流行各種各樣的哲學學說，有很多很接近於現在的多宇宙論諸如此類的，索西尼派之類的東西，最終被羅馬教廷抓了很多異端。它最終天主教化和民族化 — — 這兩者是聯合在一起的，是經歷了瑞典和俄國的入侵和三次瓜分以後。它實際上是在瓜分以後才產生出波蘭民族的觀念，否則的話，大波蘭、小波蘭、小俄羅斯的人口本身也是極度複雜的，波蘭貴族也不是根據民族原則來統治它的，它的被統治者往往是小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它的主要市民大都是猶太人，我們稱之為波蘭民族原料的那些人差不多在當時只占波蘭人口的15%左右。波蘭民族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這個細節太多我就略過了，簡單粗暴的說，它是在通常所謂的亡國的過程中間重新發現了自我。在滅亡的過程中它發現，原來有些人是跟我分享了共同的痛苦和共同的命運，另外一些人則跟我並不同舟共濟，只有跟我分享了共同的命運、走過同一條道路的，才是我們自己人。然後由於這些瓜分者又是東正教徒和路德教徒，於是本來被中世紀波蘭人很瞧不起的天主教反過來變成了波蘭民族魂的保護者。經過這樣的折騰以後，波蘭民族才會發明成功。
我之所以敢斷定中華民族不存在，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則：如果你活著，你就有呼吸；如果你沒有呼吸，你就不要說你活著。如果中華民族存在的話，蔣介石就不應該跑到臺灣去，他就應該變成中國的畢蘇斯基。畢蘇斯基和蔣介石有不同的命運，本身就證明了中華民族的發明是失敗的。蔣介石就是中華民族發明失敗的一個犧牲品，他就是因為太相信這個靠不住的發明，才把自己毀了的。
日本人攻打長沙的時候，國民黨打了敗仗，他就憤怒的譴責國民黨將領：我們在自己的國家打仗，我們的人民支援我們自己的軍隊，你們怎麼打成這樣？但是那些前線將領肯定是有苦說不出來，他們根本就沒有看到本地的人民有支持所謂“自己的軍隊”的一點點跡象，那些老百姓很明顯是在那兒平時當看客的，然後無論誰打了敗仗以後，他們都出來搶那些被打敗的人留下的剩餘物資。他們搶起國民黨來，一點兒也沒有國民黨是他們自己人的感覺。然而畢蘇斯基的軍隊在被圖哈切夫斯基追殺逃到華沙城裡面的時候，史達林當時是這支軍隊的政委、圖哈切夫斯基軍隊的統帥，就向列寧報告說，我們在波蘭的感覺跟在俄羅斯完全不一樣，波蘭農民是如此愚昧，被波蘭貴族地主洗了腦，他們把我們當作敵人，我們留下的傷病員被他們殺了，我們要糧食他們不給，我們去問路的話，他們故意引我們找不著路，總之在這裡是活受罪，我們在這兒待不下去了。
這兩種不同的反應說明什麼問題？蔣介石堅持要說，湖南人民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湖南人民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們，我跟你不是一個民族；而波蘭人則用不著任何人給他們做宣傳，他們跟畢蘇斯基就是一家，就是鐵杆一家。波蘭民族已經建成，而中華民族沒有建成。蔣介石的下場就是他誤以為中華民族已經建成了的結果。
正是因為中華民族沒有建成但是又假裝已經建成，它才會留下一個政治真空。如果他老老實實承認我沒有建成，那麼中國就被列強瓜分，變成殖民地了。如果變成殖民地了以後，反倒是很難侵入，因為殖民地有固定的主人。像蘇聯就很難對滿洲國下手，反過來也很難對印度支那下手，因為那都是有主的地方。中國之所以易於滲透，跟非洲的衣索比亞一樣，它是無主地。屬於殖民地或者殖民者勢力範圍，那就是有主地，你在有主的地方搞大了以後，它的主人會出來干涉。而中華民國理論上是獨立國家，翻譯成現實政治的真正語言就是說，你是一個孤兒。要麼你長大了，建立民族國家就相當於你長大了，孤兒長大了就不怕受人欺負了，但是你又沒有長大，同時你又沒有一個養父來保護你，同時你又愛裝逼，你明明是沒有長大的，你一定要說你已經長大了。如果你是孩子的話，別人還不好意思打你，你一定要說你已經是一個巨人了，那麼別人就會理直氣壯打你，而你又沒有大人的力量，身上又不禁打。
所以最後，中國近代史，就是我所謂的“遠東的線索”，之所以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歸根結底就是民族發明失敗的結果，這是中國一切問題的核心。中國之所以會變成列寧黨的最後一個寄居地，關鍵就是在於，它是一個政治上的低窪地帶。水往低處流，入侵者總是入侵最薄弱的地方。蘇聯在它剛剛成立的時候，當然主攻方向是向德國的，然後它在世界範圍擴張的時候，它對土耳其也在下手，對衣索比亞也在下手，對印尼也在下手。馬林這個人基本上跑遍了全世界，阿拉伯也好，印尼也好，全世界各地的相當於國民黨的什麼青年聯盟、國民聯盟，各地的復興黨、共產黨都是他建立起來的。但是為什麼他在土耳其打不進去，在伊朗打不進去，在印尼打不進去，就偏偏在中國打進去了？這本身就說明你是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因為你抵抗力薄弱，容易入侵，容易入侵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的共同體建構失敗。共同體建構失敗，你就像是一個沒有皮膚的人，自然很容易感染；別人已經長齊了一層厚實皮膚，自然就很不容易感染。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所以現在東亞的基本問題，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寄生性的列寧黨在全世界都已經滅亡，但是它在中國仍然是存在的，在東亞仍然是存在的，由於它的存在，使東亞局勢無法穩定。
第二個問題就是內亞問題。東亞的特殊之處在於，它離西亞的文明核心區比較遠，通常它的文明的主要成果是越過塔里木盆地這條交通線從內亞輸入的，歷代的征服者一般來說都來自於內亞。後來的史學家往往把它說成是，鴉片戰爭以後你才是閉關鎖國的落後的被征服者，但是實際上，東亞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都是閉關鎖國的落後地區，而且每一次帝國一統，都會切斷通向內亞的交通線，結果使你技術演化的速度比西亞更慢，然後演化到一定程度以後，落差大到一定程度以後，長城就無法維持了，草原上的鴉片戰爭就會爆發。實際上歷次所謂的蠻族入侵，它不是別的，就是草原上的英國人發動了一場長城上的鴉片戰爭，把剛剛演化出來的新技術從中亞和西亞的方向帶進來，打敗了遠東地區落後了二、三百年的舊技術。然後等到這個新的入侵重新凝固下來、建立了新的王朝以後，東亞又再一次故步自封起來，技術落差再一次加大，然後壁壘再次打破，先進技術再次輸入，如此周而復始。
內亞和東亞的關係，實際上是很接近於希臘和埃及，或者是英國和印度那種關係。在十五世紀以後，這種輸入線從陸上改成海上，但是內亞和東亞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從地緣上來看，東亞是內亞的一個柔軟的下腹部，是一個極其容易入侵的地方。內亞和東亞的邊境無法建立一個穩固的和天然的邊界線，自然而然的會形成漫長的、無法防禦的真空地帶。由於這個柔軟的軟腹部的存在，要進行民族發明的時候劃定穩定的邊界，困難是非常大的。東亞民族發明的失敗也有內亞方面的因素，具體到近代就是所謂的滿蒙問題，這個因素嚴重的影響了東亞國家共同體建設的穩定性。相反，東歐和西亞劃定邊界的過程就要穩定得多，因為它們在文明秩序的歧視鏈上是居於上游的，它們基本上是文明的輸出區，所以對它們來說，劃界的困難就相應要少得多。
第三個問題就是所謂的費拉問題。費拉問題就相當於是秩序的真空區。因為秩序是政治體生存所必須的，它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消費一定的秩序，如果一個社會已經散沙化到一定程度，自己完全不能產生秩序，那它必須不斷的從外部輸入秩序。輸入一旦終斷了，就會發生大規模人口滅絕的災難。別的文明很少發生人口滅絕災難，蠻族的死亡率雖然高，但是斷斷續續的，在戰爭和小規模的情況中死亡，很少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和平以後，突然出現大規模人口死亡的這種現象。這種現象本身就是，第一，費拉沒有秩序生產力，第二，外界的秩序輸入時斷時續產生的問題。
近代的東亞問題就是這三個問題的疊加。“大洪水”的問題其實就是第三個問題，因為秩序的真空需要吸引秩序，難民外逃，是難民在尋找能夠供應秩序的載體，或者說是外部干預，外部干預就是秩序高地對秩序低地的輸出。這兩者其實是同一種形式，就好像你可以讓你的工人到別的地方去打工，把錢掙回來，也可以讓別的地方的資本家到你這兒來投資，讓你的工人就近打工，這兩種事情在經濟上是基本上沒什麼區別的，難民逃亡和帝國主義干涉實際上是這兩種現象的不同體現。但是總之，上面講的這三種現象 — — 列寧黨的入侵、內亞 — 東亞問題和政治共同體建設的失敗，把東亞變成了一個政治災區。但這個政治災區跟別的地方的政治災區不一樣，它不是輸出秩序對其他地方造成的壓力，而是自身秩序生產能力不足，因此吸引了其他地方的秩序輸出的政治災區。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共同體的建構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