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唐報告》的命運
命運經常用凡人無法看見的線索，將天南海北連接在一起。1929年，上海市議會從Stirling Fessenden（費信惇，美國人，曾長期擔任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首腦。1920年入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1923年 — 1929年任工部局總董。）的華府之行得到暗示。如果上海原住民想要聲索命運自決的權利，就應該提出專家草擬的具體方案。「上海問題」一時與「薩爾問題」和「但澤問題」齊名，加入歐美大學生練習辯論技巧的常規題庫。霍恩貝克教授歸納了十個要點，內容和形式都非常符合古今東西教輔書籍的要求。太平洋兩岸三國（美利堅合眾國、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的師生趨之若鶩，東吳大學的第一代國際法研究者多多少少都會有些印象。這些習題即使放在此時此刻，也完全值得推薦給廣大國際關係學應試愛好者。強世功和戴耀庭的學生，特別有必要回答這些問題。
一、從歷史角度考慮，上海租界 — 居留地的起源是什麼？歐裔原住民和華裔新移民的論據，各有什麼歷史依據？
二、中國反對維持現狀，理由是什麼？
三、上海維持現狀的理由是什麼？上海人為什麼不能接受中國的要求？
四、國際社會在過去三年內的態度有沒有變化？如果有變化，這些變化有什麼意義？
五、上海如果交給中國政府，華裔學生和歐裔學生各持什麼立場？
六、據此，什麼措施值得採取？
七、上海公共租界、北京使館區、鐵路沿線居留地的法律地位有何相同與不同，各自享有什麼特許權？
八、中國對這些特區的統治方式和方法是什麼？
九、中國有沒有吞併這些特區的圖謀？
十、上海在以上整體局勢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當前的法律地位和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吳經熊 （1899–1986，浙江鄞縣人，法學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代理院長、市政法律顧問，提出過「在承認中國政府領土主權的前提下，委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行使對越界馬路的管理權」等方案）的學生們如果願意等到年滿八十、無所顧忌的時候再來答題，交出的答卷大概會是下面這樣的：
一、從歷史角度考慮，上海是中世紀法人團體在遠東的分支。倫巴第同盟（12世紀形成於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聯盟）在倫敦和巴黎的殖民地、哈德遜灣公司和馬薩諸塞公司在美洲的殖民地、荷蘭人在波斯和日本的特區、浩罕商團在喀什的特區（1835年，清廷承認浩罕汗國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阿克沙哈勒），並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這些阿克沙哈勒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的外國人行使司法和治安權，而且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的全部貨物徵收關稅），都是上海的同類。原住民認為自己是大清皇帝和英法美列強共同批准的合法業主，新移民甚至連雇工的資格都沒有。他們在上海生存的唯一法理依據，就是難民接收人道主義救援的權利。世界上大多數難民營都沒有自由遷移和私有財產的權利，工部局待他們已經格外寬厚了。華裔新移民當中的有產階級要求同等的選舉權，已經得到滿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華裔和日裔議員在工部局（市議會）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國民政府通過將黑社會和幫會領袖納入黨部領導的方式，宣稱自己代表廣大人民的意志，要求取消上海自由港的特權，包括遠東最古老、最成功的議會制實驗。
二、國民政府要求以全世界所有華語居民和大清帝國曾經統治過的所有地區和居民為原材料，建構全新的國族神話。中國如果解釋為大清的繼承者，就有義務保護上海的條約特權。中國如果解釋為構建新共同體的革命運動，大清帝國、大英帝國、東亞現存所有國家和條約體系都是理所當然的革命對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上海是東亞條約體系的試金石，正如但澤是歐洲條約體系的試金石。維持現狀，意味著自由貿易和經濟繁榮。上海所有居民無論族裔身份和階級地位如何，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再維持現狀，意味著各方恢復戰爭和單邊行動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將是最大的輸家。
四、國際社會的共識正在迅速瓦解，大英帝國不肯繼續支付世界警察的成本。大蕭條開始後，威斯敏斯特越來越反對英帝國以外的各邦繼續搭便車。上海一向依靠皇家海軍和國際共識的保護，正在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南京、東京和莫斯科的決策者受到鼓勵，一面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聲索，一面加強了對上海的滲透。過去三年來（1927、1928、1929），上海警方越來越不敢制裁背景雄厚的恐怖分子。納稅最多的人口不斷流失，迫使市議會進入賦稅增加－納稅人逃亡的惡性循環。杜月笙這樣依靠革命勢力支持的黑社會大亨，公然以無產階級保護人和平行政府的姿態出現。自由港面臨歐裔資產階級和華裔無產階級兩大政權並立的局面，而且優勢的天平正在向後者一方移動。
五、國民政府推行以黨治國，學生會和工會納入黨部管理的速度比商會和專業團體快得多。他們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就能在革命政府當中贏得更好的前程。隨著資本逃亡和就業機會枯竭，革命飯的相對優越性更加突出。上海的歐裔學生有資格在歐洲和全世界就業，本埠頭對他們並沒有特殊的吸引力。
六、上海的統治階級可以效仿波蘭地主和愛沙尼亞資產階級政權，推行麥卡錫主義的政策。如果必要就放棄議會制的傳統，將政權交給自己的弗朗哥和畢蘇斯基。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力量和決心，就只能將自由港交給任何有能力和決心保護自由貿易的強國。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政策，都只能是急性或慢性、明智或不明智的投降。投降以後的上海必然恢復到松江府的正常狀態，淪為眾多編戶齊民當中一個或幾個賦稅特別重的郡縣，獻出自由貿易的殘餘財富，添補駐馬店和梁山泊造成的虧空。國民政府集中了列寧和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不難讓李贄（1527–1602，回人，祖上是航海貿易世家）和倭仁（1804–1871，蒙古正紅旗人，理學家）忘記祖先在大草原和印度洋享受的財富。
七、公共租界是自由港資產階級自我治理的政權，有相對獨立的政治意志，包括自己的民兵和警察，需要條約各國的保護，但並不接收條約各國的治理。北京使館區是各國主權領土的延伸，其居民必須服從相應主權國的法律和意志。鐵路沿線特區是各國鐵路公司的財產，公司所在國負有維持鐵路沿線治安的特殊義務，在戰爭時期可以對鐵路實施軍事管制。鐵路沿線居民對鐵路公司的經營和護路軍隊的管制沒有發言權，更不用說管理權。
八、國民政府通過特務組織滲透和黑社會整合，依靠法律上屬於刑事犯罪的恐嚇手段，索取華裔居民的金錢和服從。如果後者願意以愛國捐獻和愛國運動的名義予以配合，就可以得到較多的面子和下級代理人的資格，通過發展下線彌補上線造成的損失。國民政府謹慎地避免直接傷害歐裔居民的人身，滿足於學生和社團的低烈度騷擾。這些騷擾能夠有效地迫使生活質量關注度最高的上層居民移民，又不致於構成外交上的把柄，緩慢而有效地改變上海的人口結構，為瓜熟蒂落的回歸打好基礎。國民政府對使館區採取消極政策，因為侵犯領土等於宣戰，而且使館區也沒有值得一提的產業和收益。國民政府對鐵路公司的政策類似上海，通過地下組織和社團的騷擾破壞，導致鐵路經營由盈利轉為虧損，希望不付代價地接管鐵路，但由於鐵路同時也在軍方的管制之下，單純的虧損不足以導致公司破產撤退，反而足以導致鴿派（讓步政策的主要動機不外乎分享經濟合作的紅利）失勢。滿盤皆輸的九一八事變，就是這種政策的自然結果。
九、只有國民黨才願意撕毀條約體系，這是國民革命正當性的核心。國民政府如果放棄吞併或回歸的企圖，就會將自己由革命者降格為犯罪分子。同樣的問題對北洋政府僅僅意味著能幹和無能的區別，對國民黨就意味著國父和罪犯的區別。北洋政府能夠退休，國民政府不能退休。
十、上海是條約體系的衛城，自由貿易的試金石。上海如果不復存在，維護條約體系的現實必要性就會損失一半以上。上海的法律地位非常明確，只有通過革命或戰爭手段才能動搖。如果法律方式能夠解決問題，上海問題一開始就不會存在。上海成為問題，本身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結果。革命的成功或失敗都能解決上海問題，但都不是法律力所能及的。
Stirling Fessenden出身美國律師界。地球上如果還有任何人比美國律師更篤信法律解決政治問題的有效性，恐怕就只有美國國務院了。上海的美國律師相信華盛頓的美國外交官，邀請南非法官理查德·費唐出山。費唐出身古老的林肯法學院，擅長將布爾戰爭的政治問題轉化為開普和德蘭士瓦的法律糾紛。美國人看到他居然能將好望角的英國人和比勒陀利亞的荷蘭人忘記世仇，構建成一個政治民族，覺得即使發明法蘭西德意志合眾國，也沒有什麼不合理或不可行的地方。上海資本家以通情達理著稱，不應該比偏執的布爾農場主更難侍候。1930年，工部局邀請費唐來上海。六個月後，他們得到了美國人推薦的「建設性意見」。
Report of the Hon. 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第一卷敘述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形成的歷史及其現狀，分析上海成為中國商業和工業中心的各種要素，第二卷提出上海公共租界未來的設想與具體規劃，第三卷探討界外道路問題；第四卷補充前述各項問題。報告嚴重傷害了上海進步學生和英語華人名流的感情，這兩種人在當時和後來都是僅次於黑社會和無產者的愛國中堅。費唐不負責任地聲稱：上海之所以能聚集財富，就是因為排除了中國政府的管轄權。自治和法治是上海繁榮的根本保障，提供了中國轄區從未有過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上海如果落入國民政府之手，秩序和誠信都將不復存在。華裔居民缺乏自治能力，至少需要幾十年的訓政。訓政必須建立在憲法性文件《土地章程》之上，太平軍難民的後裔不是也不可能自由港的憲法主體。中國應該頒布新的憲章，重申和確認自治團體的古老特權。
各地黨部作為新中國的設計師和先鋒隊，自然要站出來代表他們自己帶頭想象的共同體。「當茲全國民眾，一致要求撤廢租界之時，費氏喪心病狂，謂上海公共租界，尚需擴充，工部局權力，急應擴大，其侮辱我民族為何如哉！」（《綏特黨部通電駁斥費唐報告》，《中央日報》1931年8月3日，第2張第4版）他們不能說：「白種人做得到的事情，黃種人憑什麼做不到？」因為這是日本人用濫了二十年的台詞。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體系要優越得多，因為自己的慾望就是平等條約和不平等條約的唯一鑒別標準。黃種人和白種人的差異，就多多少少有一點客觀性。「慨自鴉片戰爭以來，迄於今日，我國家民族所受之壓迫，實創巨而痛深。經濟之枯竭，莫不以列強藉不平等條約為利器，剝削我民族之生機；政治之紛擾，莫不以列強藉不平等條約為工具，以增長國內之亂源；社會之窳敗，莫不以列強藉不平等條約為特權，破壞法制，任意宰割，豢養軍閥，荼毒生靈。要之，我國家民族之所以貧弱、凋敝，窳敗一至於此者，靡不以不平等條約為其根因也。」（《工部局表示贊成費唐報告 兩路特黨部宣言駁斥》，《時事新報》1931年7月24日第3張第1版）
民族如果存在，群眾肯定會自發地保護自己的共同體。帝國主義的傳聲筒《北華捷報》很快收到義正辭嚴的群眾來信，作者自稱是一位關心外國事務的中國學生。後人發現，這位學生名叫顏惠慶（1877–1950，在北京政府歷任外交次長、外交總長、國務總理等職。1931年後曾任南京政府駐美、駐蘇大使等職。1949年後當過政協委員）。他是前任的外交部長，他的信是由現任的外交部長王正廷交給報社的。不過，這些曲折都不影響輿論導向在當時的成功。英國駐上海領事布倫納都開始向國內彙報：費唐質疑中國人建立文明政體的能力，造成了不利的輿論影響。王正廷的操作在不明真相的國際友人當中，無疑發揮了迎頭痛擊的作用。普通學生都有這麼高的水平，費唐憑什麼說中國人素質不高？
這封群眾來信確實有理有節，最大限度地爭取了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今天的類似文章，很少能夠給人留下同樣良好的印象。作者並不撒潑痛罵帝國主義者別有用心，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地指出：費唐作為法官無疑非常優秀，誰也不會懷疑，只是他不瞭解外交和東方，這也不是他的錯。隔行如隔山，誰不是這樣呢？工部局給他的時間太少，他連看書都來不及的。他自己是盎格魯人，迷信所謂的自治與法治。我們能夠理解，誰不喜歡吹家鄉的土特產呢？然而要講理性客觀中立，英國人那一套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法國人就不在乎自治，難道就沒有繁榮的城市？中國的城市哪一點不安全了？天津的刑事案件難道比上海多？
費唐的本意明顯是指資產階級抵抗統治者武斷侵犯的安全，而且無可辯駁的程度幾近老生常談。英國人在這方面優於法國人，法國人又優於亞洲人。優秀的引導者不應該一味企圖駁倒對方，因為反駁必然會給對方提供論據；而是應該巧妙地歪曲對方的原意，將觀眾的注意力引向對自己更加有利的戰場。布倫納忍不住擊節點贊，稱之為「微妙、得體、恰到好處」。費唐後來發現英國外交部不肯支持他的計劃，布倫納先入為主的報告起了很大作用。國民政府不久就如願以償，開始享受沒有帝國主義的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