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近代史三講（三）
2015年10月31日上海講座
我們首先要考慮到，通常所謂的共產主義擴張是從蘇聯建立開始的。蘇聯建立以前和蘇聯建立以後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很成問題的事情。這一點我們不能僅僅考慮理論，也不能僅僅考慮後來發生的事實，因為理論和實際形勢之間的差別到底是誰約束了誰，是需要看許多變數的。
像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共產主義代表的是一個比當時常見的激進主義更左的派別，他對於組織形態的反感是異常徹底的。這一點你從馬克思本人在論巴黎公社、論官僚國家之類的邏輯上就可以看出來了。當時的情況是自由主義是願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國家組織，而共產主義是堅決不肯接受任何國家組織的。他採取的政策是一個更烏托邦、更積極的政策，他要求的是一種具有中古風格的一種行會之間結合的一種自治組織。這種自治組織其實在中世紀結束以後沒有多少可行性。但是由於共產主義在馬克思時代所搶佔的生態位，它本身就是一個打算當永久反對黨的生態位，所以是不是可行對他來說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激進派內部的生態位中怎樣才能搶到最大的空間。因為這些激進派黨派可以說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任何人都沒有當權的可能性的，他們也不打算當權，對於他們來說，在本來就不可能當權的各種勢力中間，以表面上比較激進的言辭搶佔一個話語權的優勢反倒顯得比較重要一些。
這個我們必須注意十九世紀的政治邏輯。國會政治從本質上講是從哪兒來的？是封建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封建主義的實質就是各等級共治，國王作為貴族的領袖，貴族負責提供軍事義務，然後市民階級負責出錢，既不能動武又不能出錢那些人根本就是不算在內的。所以十九世紀的議會政治確實是資產階級的，也就是說它是有產階級產生的議會和掌握武裝力量的貴族共同治理國家。雙方之間是如何分配權力有許多細節上的差別，但是很明顯，在當時，既不負責當兵又不負責納稅的無產階級是不在共同體之內的。在這個背景之下，你才能理解早期共產主義那些所謂無產者沒有祖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或者說是馬克思為什麼根本上採取退出一切政治體制、要求砸爛一切國家組織那種激進立場。十九世紀後期發生的變化是，普選制逐漸推行，因此它對社會黨形成了一個生態性的壓力。在普選制實行以後，工人階級變得有可能在議會中佔有一定席位了，在這個背景下才產生了第二國際和所謂的修正主義和極端黨派之間的鬥爭。一直到一戰前夜，可以說是，第二國際還沒有正式分裂，但是它內部已經存在了激進派和議會派之間的一定的張力。這個張力在列寧奪取政權以後就變得非常明顯。
列寧本人是一個有趣的典型，後來他指責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些人不懂辯證法，實際上你考察他的意思，他所謂不懂辯證法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是，他在革命以前、革命期間以及革命以後的立場有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在最初時刻是按照他永遠不能執政而且永遠沒有希望執政那種邏輯來行事的，那時候他採取的立場基本上是極力反對社會革命黨的。但是等到機會窗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突然出現的時候，他斷然的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把對方的綱領納入到自己的綱領內部，為了自圓其說，他就說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綱領的人是不懂辯證法。因為辯證法是一個萬能的筐，它可以解釋一切表面上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東西。
列寧是這樣一種人，他在某一方面是像馬克思的，馬克思在他在世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說他是，他表面上跟普魯士國家是深惡痛絕的關係，但是暗地裡，在海外的話，他按捺不住對普魯士強權的崇拜，而對斯拉夫人和拉丁人充滿鄙視。因為馬克思本人終生沒有執政，所以這一點對馬克思正確不正確不是太重要。但它對列寧是正確的。列寧對於德國人，特別是德國人在一戰時期發明的那種動員體系，是表面譴責，暗中極端崇拜的。一戰以前社會主義的普遍傾向是，他們是反對國家組織的，尤其反對國家和資本家生產集團的協調，這種協調在他們來看是一種更加危險的組合。而無產階級的主要特點就是要去組織化，是反對和打爛這種協調的。而俄國本身呢，在一戰時期實際上也形成了這樣的協調組織。當時負責幹這種協調活動的主要是十月黨人，十月黨人在斯托雷平時代基本上是一個工業家和企業家的組織。戰爭對於他們來說不完全是損失，同時也是個機會。因為沙皇的整個國家機器是比較原始的，無法勝任大規模戰爭和組織，而軍事物資的生產、銷售和分配，要把它搞成一個協調體系，在短時間內是難以辦到的，而沒有企業家和工會的通力合作，也是難以辦到的。
可以說是，俄國的所謂的戰時工業委員會，在很多方面都是預示了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體制，它代表著政府、工業家和工會的壟斷性的合作，雙方按照指標分配的方法瓜分市場，實際上是犧牲了比較分散的農民的利益。它的做法是這樣的：工業家的委員會，實際上它壟斷了政府的軍事訂貨，按照政府的軍事規劃來確定它的生產，然後再根據它的生產配額跟各大工會合作。工會實際上擁有了招工和勞動的壟斷權，擁有了控制工資的壟斷權，而企業家則擁有了控制物資的壟斷權。在這兩種壟斷權之下，政府和軍事機關實際上已經不能擺脫它了。在這個壟斷之下，最大的犧牲者就是農民。因為農民就失去了那種過去按照自由定價來購買工業品和出賣糧食的權力，現在以愛國主義的名義，他們必須按照軍事工業委員會確定的價格，以不利於農民、而有利於工業生產者的價格來出售農作物和收買工業品。
這個體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種比較緩和版的斯大林體制的預演，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種比較粗糙版的魯登道夫體制的一種模仿。因為德國人搞戰時工業是效率最高或者說是磨合最好的，德國人對此非常感到自豪，覺得德國是組織國家的先驅者，因為德國人的組織性比其他國家都要先進得多，所以他注定應該發揮領導世界的作用。在他看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組織性就很差，因此他們並不掌握未來。德國發動世界大戰，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利益衝突，目的還是要把中歐這種先進的經濟模式普及到全世界。而在協約國看來，這種模式本身就是對自由的威脅，協約國也不一定是為利益而戰，他們也就是要為了保衛傳統自由，不能讓這種邪惡的危險新體制蔓延出去。
在當時，大家都認為社會民主黨或者是任何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光譜上是比自由派更左的一派，因此，它本來是會比自由派更加積極的反對這種組織國家的模式的。列寧的意義是在什麼呢？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就是創造了一個極左和極右的集合體。他表面上看是以社會黨極左派的身份出現，但他完全接受了右翼軍國主義者的組織方式，把這些為戰爭機器而組織起來的軍事工業生產的配額移植到蘇聯體制內部。這一點才是他取得勝利的秘訣。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實際上要欺騙他的主要選民，因為他所要建立的這個體制恰好是十九世紀工人運動和所有左派勢力最深惡痛絕、非反對不可的東西。這種東西是最大限度的限制了工人的自由，最大限度的實現了超經濟剝削，但是它能在短時期內把巨大的力量送到前線去。
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他採取的措施可以分為兩類。在這方面，後來無論是蘇聯御用史學家的解釋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解釋，都沒有把列寧的兩種類型的做法區分開來。一種類型的做法是他作為煽動家的列寧，他的目的是破壞性的，為了破壞敵人的勢力所採取的做法。比如說是像布爾什維克那種士兵委員會，破壞前線的軍事紀律，以煽動逃兵為目的，破壞舊軍隊的統一武力，然後在軍事工業委員會內部進行怠工活動，諸如此類的東西。另一部分呢，則是為了建立他自己的體制。如果把這兩部分政策都混在一起就會造成一種非常矛盾和非常滑稽的現象：因為一方面，破壞敵人方面那種比較溫和的管制手段；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體制內部又來建立一個比他反對的那些東西更加尖刻和徹底的統治模式。
例如像是他在臨時政府軍隊裡面是公開宣佈逃兵無罪，士兵有權力槍殺軍官的；但是在他自己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軍隊和赤衛隊中間，又要求毫不猶豫的恢復軍事法庭和死刑判決，對任何怠工者立刻執行死刑。在企業家和十月黨人的軍事工業委員會當中，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作用是作為工人中間的少數派，盡可能的破壞工人多數派掌握的工會，使勞動配額沒有辦法正常展開；而在他自己掌握的政權範圍內，他實行全面的物資管制，只給服從分配的工人發香煙和麵包，對於不服從分配的工人要毫不猶豫的作為怠工者而槍斃。
在他執政的最初一兩個月內，跟著他走的那些人，主力是逃兵和怠工者。這些人支持他的主要動機就是因為克倫斯基政府和以前的，尤其是以前的立憲民主黨，是不肯直接退出戰爭，不肯直接解除前線士兵的負擔。而列寧呢，答應把什麼東西夠給他們。但是列寧一旦掌握了政權以後，馬上就開始在內戰中實行比以前克倫斯基在外戰中形成的更刻薄的動員措施。於是最先支持他的勢力，包括在十月革命時攻打冬宮的那批水兵，也首先發動叛亂，以共產主義與自由的口號來反對他。這一點其實就是列寧主義那種極左和極右相結合的性質的體現。我們可以說，很難說列寧在自己心目中到底哪一個是目的，哪一個是手段。但他反正是依靠比自由派更左的那些極端派勢力，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摧垮了克倫斯基政府，然後用他真正管用的那套極右勢力的手段來實現軍事動員和物資分配。
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這個基本的幹部隊伍，不是在十月革命的時候產生出來的，而是在後來的三年內戰中產生出來的。他們在性質上和出身上有很大區別。十月革命當時和以前的布爾什維克是一個很小的黨派，全黨黨員充其量也就有幾萬人。這些黨員大部分是國際主義者，絕大部分成員是俄羅斯帝國的各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人和高加索人。他們活動的範圍遍及全世界，在俄國國內的時間反倒是很少，跟俄國社會的接觸很少。通過內戰時期，紅軍數量擴大到幾百萬，幹部隊伍也擴大到上萬人。這些隊伍中間，大部分人員都是他在俄羅斯國內新招募、通過臨時的列寧主義訓練產生出來的新型幹部。這些幹部沒有見過國外，也不像老一輩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者一樣，把在各國之間游走、發動恐怖活動當作自己的主要工作。他們的工作是跟魯登道夫的軍官和企業家，跟古米廖夫的軍官和企業家非常相似，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經營和管理物資的分配。這個物資分配後來被證明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力量，足以約束全社會的行為。但就當時而言的話，沒有人能夠真正預測到這個組織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列寧臨死之前對他自己新產生出來的這個組織結構也缺乏明確掌握的能力。
他臨死的時候，布爾什維克的整個體制分成了彼此之間不大銜接的幾塊：一塊是托洛茨基本人統治的紅軍和情報部門，一塊是季諾維也夫統治的共產國際和世界各國的革命分子，一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統治的一些經濟管理的官僚，一塊是斯大林統治的黨務工作者。按照當時人的觀點來看，托洛茨基好像是最出風頭的，他號稱是紅軍之父，軍隊和情報系統又好像是最強大的力量，而斯大林則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最不顯眼的角色。黨務工作在革命以前是沒有多少人看重的，一般來說就是那種最笨的、最沒有創造力、也最不受人重視的人，才去幹這種比較機械性的差事。總書記這個詞後來變得是非常重要，但在當時的話，他確確實實就是書記的頭兒，書記就是跟抄寫員之間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幹這種活的人一般是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決定權的。而斯大林在革命以前和革命期間，他發揮的作用給人的印象也就是這樣，好像他是一個不大有政策決定權，自己在政策方面也沒什麼主意的人，有主意的人始終是那一批人。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他掌握的系統塑造了後來蘇聯體系的一個關鍵：他製造了幹部黨，他掌握了幹部培訓和人事分配這一個重要的權力。這個權力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大家還不是很重視，但是在後來就變成了黨的核心。最後的事實證明，無論是軍隊、情報系統還是世界革命系統都鬥不過他。
列寧死後，最先出現的狀況是，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這些人聯合起來圍剿托洛茨基。主要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托洛茨基的風頭最盛，對別人的危險更大。但這種圍剿，在國際政治上有很強的附帶後果。因為列寧在他還在世的時候，本身並沒有打算把十月革命作為一個長期現象，在他的想法中，俄羅斯這個落後國家，只是起革命導火索的作用。一旦導火索燃燒起來，革命蔓延到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最終是要離開俄羅斯的。因為俄羅斯儘管是世界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但是世界革命最終是要燃燒到整個資產階級世界，最終的活動中心還是要到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在他心目中應該是到德國，因為德國畢竟是組織性最先進的地方，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也是德語而不是俄語。
但是二十年代初的歐洲革命相繼失敗以後，這條路漸漸的走不通了。對於他來說，通向東方這條路線，就是說是，針對中國、針對爪哇、針對穆斯林世界這條發展路線，對於他來說基本上是一個退而求其次，一種相當於兩萬五千里的一個繞道攻擊，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權宜之計也使他的幹部隊伍有了一個轉移的機會。像他在一戰以後派到遠東的這些幹部，馬林這些人，他們最初，絕大多數是歐洲人，他們在東方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歐洲人對土族人的優勢。因為他們畢竟是歐洲人，在歐洲人統治的遠東，土族人是不大能夠分清楚他們到底是歐洲體系的維護者呢還是反對者，這個最初的身份對他們的隱蔽和發展構成了很大的作用。
二十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集團、斯大林集團、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集團還在基本上維持共治局面的時候，他們的幹部隊伍可以說是已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而這種分化是對應於相應的革命策略的，因為各人對列寧的革命策略都是有不同的解釋的。像季諾維也夫來說的話，對他來說，共產國際是他最根本的勢力範圍。他在蘇聯內部的權力基礎在聖彼得堡或者是列寧格勒，那是俄羅斯最歐化的地方。季諾維也夫的核心幹部是他面對歐洲的窗口，他的主要經營是通過共產國際向歐洲乃至於全世界各地輸出革命。他的集團相對而言是蘇聯集團中間國際化色彩最多的人，他包含了最大範圍的非俄羅斯人。托洛茨基的集團主要是軍隊和軍事情報人員。軍事情報人員和共產國際輸出革命的人員，風格上是有重合，但是也有一定的差異：季諾維也夫那些人員，較多的繼承了戰前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基本傳統，他們從事公開性的工作和社會活動的機會比較多；而軍事情報人員呢，是人數比較少而比較精幹，打入政府內部的情況比較多。
而紅軍本身和托洛茨基這個集團來說的話，他們的政策傾向是更加極端的，配合托洛茨基那種在全世界同時實行世界革命的傾向。托洛茨基的理論基礎大致上就是，他認為，在十月革命前夜，在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員都不贊同在十月革命當時發動突然襲擊的情況下，他是極少數願意配合列寧的人。他認為只有他懂得列寧的心意，他認為十月革命成功的秘訣就是在於大膽的冒險，冒險活動本身就能夠創造歷史。而列寧跟其他社會主義者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在其他社會主義者不敢冒險或者是不能冒險的情況下，列寧能夠果斷的冒險，在別人認為他不能成功或者沒有成功條件的情況下，他可以通過革命本身，反過來創造成功條件。所以在他看來，在蘇聯成立以後，形勢沒有改變，他仍然可以通過冒險行動盡可能的去創造革命能夠產生的形勢。所以托洛茨基系統的人，包括著名的越飛，他實行的政策，都要比其他人要激進得多。像越飛後來在自殺以前寫給托洛茨基的信就很能說明問題。他後來自殺實際上是因為托洛茨基失勢以後，他覺得他自己在遠東長期經營的成果已經是蕩然無存了，才產生這樣的問題。
而斯大林呢，他自己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在內戰時期成長起來的那些黨務工作和管理工作者。從這些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從小就沒有離開過俄國，整個工作範圍也沒有離開俄國，他們的整個世界都只有在俄羅斯本身，他們對海外不熟悉，而且也掌握不了海外的形勢，他們出於自己的部門利益的偏見，自然而然的傾向於後來斯大林提出來的那種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但我們要注意，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話不是斯大林二十年代首先提出來的。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做法實際上是不抵觸任何政策，只讓別人去掐，他自己作為一個幹活的人，保持一個不大顯眼的角色。等到三十年代以後，他的敵人已經嚴重削弱，有些人已經完全滅亡以後，他才開始感覺到自己有製造理論的必要，然後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事情當作他個人的理論創設拿出來推廣。但實際上呢，就歷史發展的先後順序來說，與其說是他創造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種理論，不如說是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條路徑成為現實以後，他要把現實的情況變成他自己個人的功勞，然後把這種功勞放在他自己的頭上，同時彌補他個人缺乏理論家素質形成的名聲，然後才製造出這種理論來的。布哈林的特點就是，他是列寧寵愛的理論家，在列寧臨死之前，從事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他是主管這些政策理論創設的人。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時候，他還沒有收手，正想把自己的理論搞到底，所以他在外交方面，當時他跟斯大林的關係是比較接近的。
在最初，二十年代末期遠東革命開始的時候，蘇聯內部的權力平衡還沒有完全打破。所以最初在越飛和孫中山、吳佩孚之間打交道，以及國民革命最初開始的時候，蘇聯本身的政策還處在混沌狀態。而蘇聯內部的權力演變，和遠東革命的成敗之間，又有各式各樣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是，如果某一部分的革命成功了，那麼大家都會說是，這是我的路線勝利的證明；而某一部分失敗了以後，大家都會說這是你的路線失敗的結果。用這樣的東西作為政治武器，在蘇聯內部的權力鬥爭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真正和實質上的路線差異也是有的。托洛茨基掌握了列寧那種簡單化、突然襲擊的思想方法。對於他來說，遠東的形勢很清楚，蘇聯將來的主要敵人就是日本。蘇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將來即將來臨的在遠東和英日帝國主義的決鬥做出適當的安排，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打擊目標移動到東三省上面來。軍事情報局採取的政策是魯莽的、堅定的，以消滅日本和張作霖集團之間的聯盟為基礎。越飛在跟孫中山談判的時候，他最重點的遊說就是想要把一切有可能反對張作霖的勢力都團結起來反對張作霖，絕對不能理解為什麼孫中山要和張作霖發展一種遠交近攻的密切關係。無論南方孫中山集團的反應是怎樣的，托洛茨基和紅軍集團是把滿蒙邊境，尤其是外蒙古當作自己的禁臠，因為這些地方基本上是遠東紅軍直接控制的地方，他們一直在對即將爆發的這場未來的假想的遠東戰爭做準備。對於他們來說，馮玉祥和郭松嶺肯定比南方的國民黨人更重要一些。
而南方的國民黨人，上海和廣州這一方面，按照蘇聯人的認知圖景來說，它基本上是一個英帝國主義控制地區。他們對國民黨本身的性質把握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對印度和爪哇搞工人運動的經驗反倒是把握得很清楚。照他們來看，廣州和上海基本上是帝國主義控制的殖民城市，這些殖民城市應該是採取類似於爪哇、類似於巴達維亞和加爾各答這樣的類似經驗，盡可能的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產業工人組織起來，以工人運動為基礎，在城市裡面展開工作。他們認為，國民黨這樣的機構應該是發揮像是爪哇穆斯林聯盟這樣的作用，主要是當一個白手套，用它的合法地位來掩蓋工人運動的展開。實際上蘇兆徵，省港大罷工這些活動，基本上就是國民黨和蘇聯相互配合，推行以城市為中心，以反對英帝國主義為主要目的的城市戰略的產物。
在蘇聯的心目中，靠近蘇聯邊境的滿蒙，東北亞這個區域，和南部靠近東南亞的上海廣州這個區域，實行的是兩種不同的政策，而且是用兩個不同系統的人經辦的：靠近蘇聯邊境的這個部分，包括中亞穆斯林的地區和張作霖、馮玉祥的地區，起主要作用的是托洛茨基軍事情報系統的人，越飛和加拉罕在這些部分有特別強大的發言權；而在南方呢，起作用的就是共產國際系統的那部分人，共產國際系統的那部分人往往是歐洲的工人運動專家，他們跟國民黨的關係是處在一種類似摸索的狀態。
國民黨人，特別是蔣介石，非常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以後，向內地發展，佔領內地的大批省份，至少是打到長江流域去。而蘇聯本身的代表對這些邏輯是不大感興趣，他們認為在靠近沿海地區的大城市，以反英為目的去發動運動是更符合革命宗旨的行動。到那些落後的、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去，那些地方既遠離蘇聯邊境，又遠離帝國主義所在的地方，是歪曲了主要矛盾。所以北伐這件事情，從蘇聯在南方這一系的工作人員的角度上來看，其實是蘇聯的失敗和蔣介石的勝利。
但在北方，出現的情況完全不同。如果說蘇聯在南方的政策基本上是反戰的話，但是它在東北和內蒙的政策卻是非常好戰的。它迫切希望通過各式各樣的行動來推翻張作霖，打掉日本在東北這個重要的堡壘。李大釗和加拉罕在北方的主要經營就是盡可能的分化吳佩孚和張作霖的部隊，在中間扶植起自己的代理人來，盡可能的推翻張作霖政府。後來的郭松嶺兵變就是他們這種招募活動的結果。西北軍大體上來講實現了蘇聯方面的目的，像張克俠這些人，都是在二十年代初的時候，就已經經過蘇聯的手進入了西北軍。
按照他們原來的規劃，郭松嶺兵變本來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郭松嶺推翻了張作霖以後，利用張學良做傀儡，把東北軍改組為東北國民軍，跟馮玉祥實現聯盟，然後，馮玉祥的西北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就可以發揮第二個外蒙古的作用，使蘇聯的安全得到永久性的保障。托洛茨基集團在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是非常冒進的。在郭松嶺接近瀋陽又突然遭到挫敗的時候，加拉罕竭力主張，蘇聯在這個緊急關頭上不應該猶豫，應該馬上派出紅軍越過邊境介入滿洲的戰爭，因為畢竟張作霖集團已經取得了日本的間接援助，如果蘇聯在這個時候不插手的話，聽任郭松嶺毀滅的話，那麼過去連續幾年的經營都要付諸東流了。
在這個過程中間，可以說是，因為列寧已死，蘇聯的領袖層已經沒有那種能夠一言九鼎的威望，這時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內部的權力鬥爭了。在這個關頭上，托洛茨基暴露出自己是得罪人太多而非常孤立的特點。在列寧去世後的最初兩三年，他說話還有人聽；但是在郭松嶺兵變發生的當時，三駕馬車已經把他大大架空了。事變發生以後，他只能夠拼命諷刺三駕馬車發揮了熱月黨人的作用，錯過了革命的大好機會，但是無能為力。官僚系統的拖延政策發揮了作用。加拉罕拼命催促他們趕緊派兵，但是蘇聯猶豫了很久，始終沒有派兵。在他們猶豫的這個關頭，郭松嶺已經兵敗身死。馮玉祥通過他跟郭松嶺的關係在奉軍內部安插的第一批暗哨，經過這次事變以後，基本上被張作霖鏟平了。
實際上這次事變對於蘇聯領導層內部的影響，比後來的四一二政變還要大。因為對它來說，滿蒙這個邊界地區，實際上比上海、南京或者是廣州都要重要得多，這是直接關係到蘇聯本身安全的地區。張作霖的失敗給他們留下的心理陰影非常之大，此後二十年，可以說蘇聯領導層始終是把張作霖當成是遠東革命勢力的主要障礙物的，在歐洲能夠跟他分享同樣資格的人只有西班牙的弗朗哥。列寧主義者有一個特點就是說，他們比較尊重能夠讓他們吃虧的人，這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但是對於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僚來說，這件事情最迫切的當務之急就是什麼呢？是要利用這件事情：第一，對今後的革命事業進行調整；第二，就是把責任該歸誰的問題首先討論清楚。就托洛茨基來說的話，這一點很明顯，就是驗證了他在三駕馬車排斥他的時候就已經預見過的事情。他認為只有他才是真正代表了革命的精神，三駕馬車對他的排斥，從階級性質上講，那是混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特別是農民分子佔了上峰的表現。
他分析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原先那些國際恐怖分子組成的老布爾什維克黨，在內戰時期被嚴重的稀釋了。由於內戰時期官僚系統的極度擴大，布爾什維克黨內以速成的方式增加了大批原先是出身農民的新黨員。這些黨員在他看來是，照馬克思的理論來說，農民是天生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這些新的黨員，滿腦子都是落後的農民思想，混進了蘇聯黨內以後，也使布爾什維克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他看來，像斯大林這樣沒有遠見和野心的庸人，本質上講，不是他個人的性格問題或者才能問題，根本上講他這種態度就是農民這個小資產階級缺乏政治遠見的一種體現。斯大林是熱月現象的代表，因為照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來說，熱月政變，後來拿破侖專政，就代表著法國革命以後，得到財產的那些小有產者的階級利益，他們從內部篡奪了革命，使革命轉入反動，他認為斯大林發揮的就是這個作用。為了使革命恢復活力，唯一的辦法就是什麼呢？擺脫落後的俄羅斯的環境。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所以他很有理由的說是，只要布爾什維克黨繼續留在以農民為主的俄羅斯，那麼不可避免的，他就慢慢要受落後的農民的意識形態的侵蝕，漸漸的通過熱月現象而墮落。在他看來，他本人的失勢和斯大林這種毫無才能和野心的人的崛起，本身就反應了農民從內部篡奪布爾什維克的過程。你要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話，你就會看出他這套邏輯是嚴絲合縫，基本上是無懈可擊的。
而斯大林的反應，對他那些理論，其實全是現實政治角度來講的，也就是說是，現在革命不適宜啦，歐洲革命失敗啦，力量對比不利啦，都是現實政治的理由。而馬克思本身那套階級分析的理由，托洛茨基主義實際上是最接近於列寧主義的。當然這種東西落實到現實角度上，那就要出現極端冒險的手段了。蘇聯在二十年代的時候，它能不能夠承受起在遠東跟日本直接打一場戰爭的冒險，這是很難說的事情。後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後完全掌握權力以後，他把這些活動反過來倒打一耙解釋成為，就是說托洛茨基其實是一個對革命懷有不軌之心的危險分子，因為蘇聯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唯一希望，所以他拿國際無產階級的唯一希望來冒險，實際上是體現了他不忠於列寧，企圖從內部破壞列寧成果的一種企圖。
但實際上來講，當時在遠東出現的情況，主要是因為蘇聯繫統內部不太穩定的緣故，他所武裝起來的各路人馬彼此之間協調和配合不太好。像李大釗，因為李大釗在早年是北洋系統內部的人，後半生雖然替蘇聯牽針引線，但他在早年形成的很多政治習慣輕易改不了。他的主要路數是北洋時代各軍閥之間的政治測試那種路數，他牽線搭橋，在直系和奉系的各個舊將領之間跑來跑去，挖出一部分將領來，通過他倒戈。越飛和加拉罕呢，另外還有一條路線，就是通過東北的俄國僑民，中東路的工作人員，以及東正教的人員中間，從他們中間安插一部分軍事情報局的間諜，然後以他們為核心，通過在東北鐵路的打工者和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打工者發展另一套群眾運動的體系。這兩套體系之間協調得不太好，群眾運動的那套體系很輕易的暴露了，給張作霖提供藉口，然後在清洗和折騰的過程中間，把李大釗搞出來的那套隱藏得比較深的上層體系，也造成了很嚴重的損失。
在東北的損失正在迅速展開的同時，華南的情況反倒顯得比較順利。在廖仲愷死後的大清洗當中，蔣介石和汪精衛迅速的打垮的胡漢民和許崇智的老派，模仿列寧死後那種方式，對孫文搞了造神運動，對國民黨內實行整頓。對於蘇聯來說，等於說是，它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間，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它本來是寄予了最大希望、花錢花得最多的滿蒙這一部分，突然遭到了十分嚴重的挫敗；本來呢，距離比較遠，重視程度只是放在第二位的廣東和上海這一部分，忽然顯得很順利。順利和不順利這就是關係很大的事情。比如說是，你的公司有兩個分公司，上海那個公司本來打算是主要分公司，廣東那個公司是次要分公司，但是突然你發現到年底的時候，那個次要的公司賺的錢很多，你原來計劃的主要公司反倒是虧了本，你自然而然的，無論你原來的計劃是什麼，你都不得不提拔那個賺了錢的那個分公司的經理，否則就顯得不公平，以後很難做領導了，而不得不相應的壓一下那個沒有賺錢的那個分公司。
蘇聯當時發生的情況也是這樣的。東北的失敗和廣東、上海方面的成功，對蘇聯國內的政治局勢採取了相應的反調。東北的失敗，主要損失在托洛茨基的軍事情報系統；華南的成功，主要的收穫者在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系統中間。於是此消彼長的趨勢是十分明顯的。這兩個系統大致上來講都不是斯大林的人，斯大林自己提拔的這些幹部是當時布爾什維克當中相對比較土鱉的那一部分，他們很少到國外活動。當時在國外活動的人，主要還是季諾維也夫系統的人和托洛茨基系統的人。東北的失敗和華南的成功，使蘇聯內部的權力結構進一步的偏向於三駕馬車這一方面，嚴重的削弱了托洛茨基以後的發言權，而且也給蘇聯本身造成了一種，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是一種類似幻覺的東西。他們認為通過共產國際這種社會性滲透的方式，可以不用費太大的代價，就能夠把革命的火種燃燒進去；而托洛茨基設想的那種軍事干預和大規模內戰，成本很高，而看起來也不是很有必要。這種幻覺一直等到四一二政變的時候才平息。四一二政變對蘇聯來說的主要教訓是什麼呢？就是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講，即使是在遠東這樣帝國主義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你僅僅通過社會團體和組織滲透的方式，仍然是不夠的。這對蘇聯後來的三十年代以後的升級起了極大的刺激作用。
但在蘇聯黨內的話，又不得不相應的引起一場相互之間推卸責任的爭鬥。由於在四一二政變以後的那段時間，托洛茨基是徹底靠邊站了，基本上已經沒有人有可能把責任推到他的手裡面了，所以真正的爭論是發生在斯大林系統和季諾維也夫系統之間。在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之間，可以說是，托洛茨基是更激進、更冒險的一派，季諾維也夫是相對比較保守的一派；但是在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之間的話，季諾維也夫又顯得像是比較冒進的一派，而斯大林又顯得是比較保守的一派了。季諾維也夫嘲笑斯大林，說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斯大林的錯，因為斯大林這傢伙是滿腦子土鱉心態，小資產階級毛病改不了，所以他出於階級本能的緣故，對中國革命當中那些靠不住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國民黨人，是太親太愛了，斯大林動不動就要說是，蔣介石如何如何好，國民黨如何如何可以信賴，現在你好了吧，你這麼信賴蔣介石，蔣介石倒打了你一耙，看你這麼樣~
而斯大林則反過來說，托洛茨基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斯大林從來沒有說過信任蔣介石，恰恰相反，他還在什麼什麼時候說過，蔣介石這種人早晚要背叛革命什麼什麼的。後來有很多中國方面的歷史學家，把後來的歷史形勢倒推了一段期間，他們認為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後是蘇聯的主要掌權者，因此在1928年前後也是蘇聯的主要掌權者，所以他們說斯大林設計了要做掉蔣介石，然後蔣介石才反擊，然後諸如此類的話，也就是說他們把斯大林後來在跟季諾維也夫進行黨內鬥爭的時候自我辯護的話當成了真正的歷史事實。這一點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個問題分為兩個層面。你要說是蘇聯繫統中間有沒有要做掉蔣介石、進一步推動革命的想法呢？那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現場工作人員，特別多。像上海那些跟周恩來他們一起活動、跟上海遠東局一起活動的那些前線革命家，他們確實是打算，因為他們跟蔣介石處在一種非常近距離的正面競爭的關係，他們是最積極的要求趕緊做掉蔣介石、進一步的推動幹活革命的人。鮑羅廷本人也很想利用唐生智和武漢的勢力把蔣介石這個用完了的前革命英雄拋到一邊去。越是遠東前線的人，在這方面表現得越積極。但是斯大林本人絕對不是這麼積極的人。所謂不積極，不是說他有什麼特別的計劃或者是經營，想要把遠東革命引向一個方向。因為在他當時，他重點的工作是在培養國內的勢力，基本上沒怎麼關心遠東的事情。
倒是布哈林關心的比較多。布哈林的關心是理論性質的，他認為遠東的革命可以對他發展列寧主義的學術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於是他就開始振振有詞的討論遠東的階級結構的怎麼樣的，富農階級該算在哪個階級裡面，買辦階級又該算在哪個階級裡面，發明了很多這些很無聊的知識分子性格的東西。你可以從那些問題中間看出，他作為黨的理論家，從他的口氣就可以看得出，他其實是很享受自己發揮智力優越感的過程的，他覺得玩兒這些排比遊戲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他在遠東，跟斯大林一樣，其實也是沒有自己的班底的。斯大林不發言，因為他是一個很實際的人，他手下的人基本上在遠東是不大活動的，活動的都是其他系統的人，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也就不太發言了。
而季諾維也夫在這一點上是處於最敏感的地位，因為在國外活動的人主要是他的人，成功和失敗，無論在理論上辯護，講出來是責任歸誰，但是實際上死的人是他的人，受到損失的組織主要是他的政治資本。斯大林的資本在國內，國內的幹部黨沒有在遠東活動，所以受的損失很小；而季諾維也夫的黨，就算是他成功的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斯大林頭上，死的人還是他的人，他受的損失畢竟還是最大的。這個道理跟張國燾後來吃虧的主要原因是一樣的。無論你們倆誰對誰錯，但是你張國燾的人馬給打光了，就算是你正確那也是你錯誤了。後來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就是這樣的。
我們要真正從求真的角度來討論，那你得說就是，季諾維也夫的話包含的真理比斯大林說的話包含的真理要多得多。斯大林對遠東革命，當時，在北伐時代，他關注度不太高，說的話也是以場面話為主，因為他畢竟是革命勢力的一員，他當然在蘇聯和國民黨關係很好的時候，蔣介石又是國民黨左派重要領袖的時候，他自然而然的要拍幾句蔣介石的馬屁，說蔣介石如何如何革命，如何如何好的話。但是你要說用這些話證明他對蔣介石缺乏警惕性，因此是小資產階級傾向，或者是背叛革命，那是沒有什麼依據的。這樣的場面話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說過，蘇聯革命的所有領袖，像布哈林這些人，其實全都說過的。在國民黨跟蘇聯的蜜月期的時候，基本上每一個蘇聯領導人都以各種方式說過國民黨領導人的好話。不僅說過蔣介石的好話，甚至說過比蔣介石更右的那些胡漢民的那些人的好話，他們都是說過的。這不能說明說明問題。斯大林在說這些好話的時候，他並沒有怎麼真正管事。後來斯大林自己推出來說是，他其實早就對蔣介石不放心了、早就想擠掉蔣介石的橘子這些話，其實也是，放在上下文當中和當時的語境中，其實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所謂國民黨右派是一個橘子，用完了就擠掉，這些話，他不是專門針對蔣介石所控制的北伐軍的，他是一般而言，泛泛而言，要表示他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堅定性和他統戰工作巧妙性所說的。
他說的國民黨右派，是不是指蔣介石還是很成問題的。因為在四一二以前這個語境中間，說國民黨右派，多半不是指的蔣介石，而是指的西山會議派，甚至指的是在北伐時期加入國民黨的那些軍閥勢力。所以，除了鮑羅廷這樣的人以外，你要按照遠東的蘇聯代表的看法來說的話，很少有人會認為蔣介石是一個比唐生智更右的人。當陳獨秀和蘇聯的代表談論，由於北伐產生、國民黨右派勢力有一定發展的時候，他們主要指的對象，不是蔣介石統帥的那些黃埔軍的老革命，而是北伐軍在前進的過程中間，招降納叛，從北洋軍閥和地方軍的勢力中間，臨時拉過來的那些、投靠過來的那些人，例如像賀耀祖、賀龍、朱德這些人，就是他們當時所謂的右派。我們不要以為賀龍和朱德後來投靠共產黨，他就是左派。在當時，無論按共產國際的標準看，按國民黨的標準和共產黨的標準看，他們都是右派。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是原先的地方勢力和軍閥勢力，投靠革命基本上是投機性質的。鮑羅廷沒有追究唐生智的問題，是因為他想利用唐生智來打倒蔣介石。但是對於大多數黨員來說，沒問題，唐生智肯定是比蔣介石更右的人物。就算蔣介石還不夠左，當時的黨員普遍認為蔣介石沒有汪精衛左，汪精衛才是真正根正苗紅、跟著孫中山一路走過來的左派。蔣介石沒有汪精衛左，但是他畢竟也還是老左派的一員，比起唐生智這種後來才加入革命的人，他肯定是要左得多了。
斯大林作為蘇聯名義上的領袖，他當然要配合說話，但同時他作為一個不太實際管海外事務的人，他說的自然是不太具體。他說過，革命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國民黨右派一定要怎麼怎麼樣，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堅定的，一定是堅持原則、堅持路線的，右派敢搗亂，我們就要先把他像擠橘子一樣擠掉。這些話是一個泛泛而言的威脅，主要是對他的聽眾想表現他自己的革命堅定性不比其他人差。但是他對中國內部的局勢，當時，他還不像後來那麼清楚。因為斯大林他也有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我們不能說是他在抗戰後期以後運用遠東形勢變得漸漸成熟了，就斷言他在二十年代後期他也有同樣的本事。應該說當時，斯大林是一個格魯吉亞人，在歐洲勉強是混過一點，所以對東方形勢基本上是不瞭解的。他後來有一些知識，是他掌握權力以後逐漸學習，長期嘗試錯誤的產物，不是說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已經有這樣的水平了。他在二十年代末期最關心的還是，他怎樣利用革命形勢發展，無論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反正把錯誤推給別人，功勞推給自己，盡可能的把別人排擠掉，把自己弄上來，這才是他真正的動機。所以儘管在當時的情況來說，他說的話不如季諾維也夫說的話靠譜，但是對於自我辯護來說，也是足夠了，雖然是有點牽強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說季諾維也夫有錯，可能是牽強的；但他說他自己沒有錯，則大致上是沒有錯。因為你如果沒有幹事的話，你是不可能犯錯誤的。遠東的形勢主要不是他負責的。他在遠東幹的是什麼事情呢？幹的跟十月革命的事情差不多，他幹的是打雜的事情。例如說是有人要向廣東運一些援助和軍火，這就是斯大林的事情了。斯大林作為總書記，作為幹部的頭目，他不負責制定政策。總書記有政策制定權，那是後來的事情。在列寧時代，總書記就是幹活的人。我們中央委員會或者人民委員會制定了政策，制定了政策總得有人去幹吧，我們這些偉大的明星人物是用不著去幹苦活的，我們是從理論上講，從先進理論出發，判斷什麼政策正確，等我們討論出結果來，具體幹活的人是你這些不夠聰明、理論水平不夠高的人，斯大林就是這種理論水平不夠高也不夠聰明、但是能幹活的人。等我們討論出來了，比如說要向廣州運什麼軍火，決定下來了，斯大林同志，你去辦吧，你想辦法去籌集這個那個的物資，從海參崴調集這個那個的船隻，運動廣州去，哎~這個是你的事情。斯大林對北伐革命的貢獻就是這些。等別人討論出結果以後，你負責去幹活，這就是他幹的事情。
但是你很難找到什麼證據說是，他到底做過什麼決定政策的事情。老實說，我覺得吧，從他留下的那些記錄看來就是，北伐時期的蘇聯領導人應該是很瞧不起他的。瞧不起他的理由，跟十月革命時期的領導人瞧不起他的理由是差不多，因為他說來說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繞來繞去給人的印象就是：這傢伙要麼是根本什麼也不懂，只是因為他好歹也是委員會的一員，必須發兩句言，所以就說了兩句廢話；要麼就是他是個膽小鬼，誰也不敢得罪。別人說話總是有內容的。比如說列寧在革命以前，他就是指天罵日的說，你們趕緊動手趕緊動手趕緊動手，現在你們不聽我的話，機會一旦錯過就不會回來，你們將來會後悔莫及。他說的話大致上就是這個意思。季諾維也夫他們說的話就是：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工人階級大部分不贊成我們，這個委員和那個委員跟我們不配合，現在革命這個不行那個不行諸如此類的話。雙方說的話都是有內容的，儘管立場相反。斯大林說的話是什麼內容也沒有啊~你從他的話，繞來繞去，看來看去怎麼也看不出他到底是在支持列寧呢還是反對列寧。
當然這樣做也有好處，後來托洛茨基罵他的時候，主要罪名就是，當初十月革命的時候，只有我托洛茨基堅定的支持列寧的正確路線，你們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都是不贊成的，他把斯大林這些繞來繞去的話說出來，你看，列寧已經把話說得這麼明確了，你還在那兒繞這個那個的，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哎呀~彼得格勒工人的革命情緒如何，我在斯佩尼斯科夫同志那兒聽的話又是如何如何，這樣不著邊際的話明顯是在給列寧添堵嘛。
但是斯大林說，這根本不是我在給別人添堵，這說明什麼問題，只有我真正的領會了列寧同志的意圖。季諾維也夫他們當然是革命的叛徒，就憑他們反對十月革命這一點，他們就罪該萬死，說明他們是列寧的叛徒。但你托洛茨基也不是好人啊~列寧同志是負責做決策的人，他做出決策以後，不是讓你給他做理論分析，而是讓你去辦事的對不對~你一天到晚在那兒論證世界革命頂個屁用，你應該是列寧同志一說要世界革命，你就趕緊去替他辦事才行啊。我斯大林同志是，列寧同志一表態了以後，我馬上就停止了任何關於政策方向的爭論，我立刻就去辦事了，你看，我不是在替人跑腿麼？他這樣的一種論證方法就是怎麼論證都行。如果托洛茨基當了權，他完全可以把這些做法拿出來作為證據，證明我沒說錯斯大林吧，他就是一個庸人，庸人是沒有頭腦的，他根本不懂得什麼政策，他就是替人跑腿幹活的。這樣的說法是完全說得通的。但按照斯大林那種解釋他也可以說得通。反正你只要沒有表態，你往哪個方向解釋都是可以的。
他在北伐前夜的時候，起的作用也就是這樣的。他給中央的報告，要麼就是門面話，抽象的講一下，帝國主義，你們發抖吧，不要以為在歐洲打贏了你們就怎麼怎麼樣，遠東的革命如火如荼，然後，追憶偉大的列寧同志，請看，我們親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他還在世的時候，抹一把眼淚，啊！我多麼懷念伊里奇，如果伊里奇還活著該多好啊，然後，啊！列寧同志早就說過，遠東的革命烈火要熊熊燃燒，blablablabla，blablabla，說完了以後，聽眾還是一點信息量都沒聽出來。要麼呢他就是做具體的報告，啊~我斯大林同志辦了什麼事，我從頓巴斯弄了什麼什麼煤，派什麼什麼船把它運到爪哇去了，我從海參崴又給廣州運了什麼什麼東西去，我從舊金山運了什麼東西去，我從墨西哥運了什麼什麼東西。看上去給人的印象就是，好像托洛茨基是沒有看錯他，這傢伙就是一個只會幹活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第一是因為，不管採取哪一種路線是正確的，斯大林確實沒有做錯什麼，因為無論哪一種路線都不是他制定出來的，所以追究責任確實追究不到他頭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無論誰對誰錯，反正1927年和1928年的損失是相當於1923年和1924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後的又一次重大損失，它是老布爾什維克組織遭受的一次嚴重打擊，等於說是列寧時代那種具有國際恐怖主義性質的老布爾什維克黨團組織又受到了一次打擊。那些人本來就沒有多少，因為在一戰以前，黨員的數目本來就是很少的，哪怕是包括了從國際上跑來的那些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這些人都加在一起，人數也就那麼多。而且這些人又由於他們的工作習慣的緣故，他們多半不願意在俄羅斯內地去幹什麼苦差事，去跟著斯大林搞什麼這兒修水壩啦那兒修工廠啦這兒修路那兒修路那些庸俗的工作。
老實說吧，這是個性格問題。你仔細想想那些革命的是什麼人，如果我是一個具有工程師那種性格的人，我可以有這個耐心，很有耐心的在這兒修公路在那兒建廠，這種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有可能加入共產主義革命麼？不是這樣吧，我如果有這個耐心按部就班去幹活的話，我為什麼不就近在斯托雷平的手下或者是在英國、法國手下當一個助理工程師呢？我當時不用革命我就能給你幹修橋補路的活兒了，反正大家幹的都是同樣一個活兒麼。所以從性格特徵來說，那些人，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能夠參加革命，那就不是省油的燈，是具有浪子性格的人，他們根本受不了在一個地方老老實實的遵守組織紀律性，老闆讓你幹什麼，你就老老實實去幹就行了，除了你的本職工作以外，你最好是沒有頭腦，幹活幹得越多越好，問題提得越少越好。如果他們是這種人的話，他們一開始就不會加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但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成立以後，你既然有了俄羅斯這個盤子，你在俄羅斯內地總得需要有一些幹活的人，而既然你已經把所有的其他政黨都給打垮了，這些幹活的事情就還非得招一批新的黨員來幹不可，而這些新的黨員就是跟著斯大林這個幹活的人走的。斯大林系統的人多半就是這種人。
而季諾維也夫系統的人呢，那就是比較接近於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這種，具有冒險家和浪人性格這種人。這種人自然而然的，他會覺得，啊，如果是像跟以前資產階級老闆一樣，留在內地去幹這些日常的行政工作或者建設工作，是非常煩人的事情。他們出於天然的本性，他們就希望世界革命繼續熊熊燃燒，我們繼續到革命前線去過革命浪人的生活。因此這些人最容易跟著托洛茨基或者季諾維也夫去走，到歐洲去，到遠東去，繼續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也正因為是這樣，在革命事業受到損失的情況下，這些人死得最多，大部分損失都是他們。這批老革命的損失，對於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個沒有辦法彌補的失敗。
你記得諸葛亮在《出師表》中間曾經說過沒有，就是說是，大意是這個樣子的，在劉備死以後，我們在四川的力量受到了很大損失，當年劉備從荊州帶進四川的那些人，比如說涼州的將領某某某，荊州的某某某，還有青州的什麼某某某，這些都是我們劉先主在全國各地活動以後糾集全國精銳才找到的這些人才，現在他們死完了以後我們怎麼辦呢？我不得不趁著他們還沒有死完以前發動北伐，要不然很快就會出現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的那種結局了。諸葛亮的意思就是什麼呢，他就是說是，他瞧不上巴蜀本地人，他覺得巴蜀本地的人都是些沒見過世面的土鱉，具有全國性視野的第一流人才都是他從洛陽、從荊州那些比較靠近秩序中心帶來的那些比較見過世面的能幹的人，本地的人補充不上，儘管四川也不缺乏人口，但是本地的土鱉論能力來說是取代不了他們。這就好像關羽死了以後你不能用廖化來取代關羽一樣，兩個人不是同一層級的人。所以他要求趁這些人還沒有老沒有死以前趕緊發動北伐打回中原去，再不打回中原去，等這些人死光了以後，只靠巴蜀本地的人就不行了。
通過這一點，你其實就可以理解到，季諾維也夫系統和斯大林系統有什麼差別。按照第一代，列寧那些戰友，老布爾什維克的觀點來看，數量是不能代替質量的，他們往往用階級鬥爭的術語來說，他說，我們列寧這批人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先鋒隊員；而斯大林這批人呢，是小資產階級庸人。但是你要透過馬克思主義語言去看實質呢，實際上他說的就是，我們這批人是走江湖見過世面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照列寧本人的說法來說，老布爾什維克就像金礦一樣寶貴，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那比有一百個其他人都還要重要得多。而斯大林搞一些只會幹活的從俄國內地回來的、從農民出身的那些土鱉，你再怎麼訓練也訓練不出這樣的閱歷和見識來，他們也頂多就是一批能幹活的人而已。所以從老布爾什維克角度來看，斯大林這樣的人不用不行，因為俄羅斯畢竟是我們的主要基地，但他們並不太愛惜俄羅斯，他們最終還是夢寐以求要把革命帶到更先進、燈光更加明亮的舞台上去，去尋找他自己的、能夠說得上話的伴侶。
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說你要是在紐約或者巴黎混得慣了以後，哪一天讓你到鄉下去混兩天，你會覺得寂寞得不得了，覺得這些人都是土鱉，連找一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你會晝夜不停的懷念巴黎那些沙龍，就算你在巴黎混不下去，但是那裡有那麼多有趣的人，你跟他談得很來。然後跑到鄉下去，那些農民除了自己今年種什麼，明年賺多少錢以外，簡直就說不出幾句話來，不知道羅曼·羅蘭，也不知道約翰·克里斯朵夫，總之是找不出一點可以活下去的理由。不行，我非得回巴黎不可。你理解他這種感覺，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列寧死後，他們那些老布爾什維克急於發動世界革命的動機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們在俄羅斯內地憋也要憋死的。但是斯大林本身就是一個格魯吉亞人，對於他來說，他能夠到莫斯科來已經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生活。
對於他養起的那些幹部，那些幹部在沙皇時代和克倫斯基的時代根本就是連離本村二十里路之外的地方都沒有去過，對於他們來說，從農民當上幹部，他已經覺得這是三輩子都中不到的高香了，於是得意得不得了了，可以好好的作威作福當當土皇帝了，外國的事情，他已經想不到那麼多了。這其實也是一種，你要說是階級差異的話也可以說是一種階級差異，因為他們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勢力。當然你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術語來說的話，那就是，你是小資產階級。馬克思對小資產階級的主要定義就是，庸俗的小資產階級。什麼叫做庸俗？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只在乎這些眼前利益就叫庸俗。
但是越來越少的精英經過這些打擊以後，不管你庸俗不庸俗，即使你不庸俗的話，你的勢力已經受到了很大打擊。第一，你以後的舞台基本上喪失了；第二，活著回來的人很少。對於季諾維也夫來說，這是非常不利的。在二十年代以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和斯大林、布哈林集團發生衝突的時候，季諾維也夫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他等於是在最後的鬥爭中間，基本上是這樣一種情況，季諾維也夫只憑著列寧格勒的幹部和斯大林控制的全國性的幹部相鬥爭。其實這一點也是有階級的差異的。列寧格勒就是聖彼得堡，聖彼得堡是俄羅斯唯一的歐洲城市，季諾維也夫的基地在列寧格勒，那一點都不是偶然的。
你想一下南朝的情況就可以看出了，為什麼汴京失陷以後，北方人都集中到杭州來呢？因為杭州就是汴京的替代品。我們本來是北方人，但是金人把北方佔了以後，我們在北方混不下去以後，我們自然而然的要跑到南方的首都來，杭州作為是汴京的代替品，北方來的各州各縣的人都只有在這裡才能覺得安心，只有在臨安才能夠吃到跟汴京一模一樣的羊肉卷，其他地方你只能吃魚，魚是南方人吃的，我們這些北方人實在是吃不慣。只有在臨安你才能夠聽到熟悉的汴京口音，只有在臨安你才能夠見到皇帝，總之，只有在臨安你才能夠做得到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錯把杭州作汴州。為什麼能錯把杭州作汴州呢？因為北方人全都跑到杭州來了。
列寧格勒是個什麼地方？是俄羅斯的歐洲。等到革命者在真正的歐洲混不下去的時候，在上海這個假歐洲也混不下去的時候，只有列寧格勒這樣的地方，他才能夠混得比較舒適，他才能夠感到他在歐洲。而在莫斯科的話，他的感覺就會像是普希金在敖德薩一樣，我TMD怎麼混到這個地步，混到一個亞洲人待的城市？不行！我一定要回聖彼得堡。像普希金和十二月黨人那樣，一旦跑到了烏克蘭或者是跑到了俄羅斯東部的其他地方，他們最大的痛苦是什麼，啊~涅瓦河畔啊涅瓦河畔啊，聖彼得堡郊外的白楊樹林啊，離開這些事情我實在是寂寞得不得了啊，天天都要懷念聖彼得堡~
但是斯大林呢，他有全國性的幹部。可以說是在世界革命要失敗以後的話，季諾維也夫和他的系統成功的機會是很小的，不是絕對沒有，季諾維也夫如果有列寧那樣的魄力和列寧一樣好的運氣的話，他也可以憑借少數，用突襲的方法幹掉斯大林，然後扭轉局勢的。但是後來證明他沒有這樣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能力的。機會和能力，到底誰是運氣好，誰是能力好，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很難區別的。列寧搞十月革命是很冒險的舉動，按照實力對比來說，萬一稍微出一點意外的事情，說不定他就倒下了，而他黨內的大多數人本來就是不支持他，他也很可能完蛋的。
你要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那等於是這個樣子的：首先，蘇聯早期的正統意識形態是世界革命，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這不是蘇聯本身的特點，而是整個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他們的基本邏輯就是國際主義，列寧本人也是要世界革命的，這是沒有問題的事情。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那不是說是斯大林提出來的，而是蘇聯最後在歐洲革命革不出去，在亞洲革命又革不出去，最後走投無路，發現自己已經被關在俄羅斯這個監獄裡面了，沒有辦法，只有自圓其說一下，才製造出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論來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事情，就相當於是諸葛亮說他以後要專門建設巴蜀一樣，你想他會在什麼情況下說出這種話？那肯定是北伐失敗以後他才會這麼說的。但是這種格局呢，就自然造成了內部的此消彼長，越是支持世界革命的人，你垮得越快。最積極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是托洛茨基，所以他第一個先垮；其次是季諾維也夫和共產國際，所以他跟著就垮下來了。
季諾維也夫垮下來以後，蘇聯在國內的權力結構變成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天下。這兩個人在具體政策上雖然也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希望守著蘇聯的盤子，削弱對外擴張的力度。對外擴張是一個消耗性巨大的事情。因為列寧時代比較短，所以製造神話的人容易去找列寧時代，有很多人在後來蘇聯快要垮台的時候都說是，啊，事情都壞在斯大林手裡面，如果讓列寧晚一點死的話，斯大林也許不至於猖獗到這個地步。其實恰好相反，斯大林比列寧要溫和得多。列寧榨取的力度比斯大林要大得多。為什麼是這樣呢？就是因為列寧他是一個天下為家的人，俄羅斯對他來說是一個導火索，只要把火燃燒大了，導火索燒光了也沒有關係的。列寧本人是猶太人，他手下的人淨是些猶太人或者少數民族，他們本身是不大珍惜俄羅斯的，他們對俄羅斯的掠奪才是真正殘忍的。而斯大林反而比較好一點，斯大林雖然按照資產階級的標準來看，他也是掠奪得很厲害，但是他只有俄羅斯這一個盤子。
你可以很公正的說，斯大林至少對俄羅斯的重工業建設，雖然他在技術水平上不能說很高，但是他對蘇聯內地的工業建設，他是出了一把力氣的。列寧是不肯出這個力氣的。同樣的資金和資源，列寧是寧可把這些錢發到國外的顛覆分子上去的，因為他覺得他很快就能回到歐洲；你如果要讓托洛茨基去當權的話，他肯定會把這些資源用到紅軍身上去，然後用這些紅軍去打張作霖或者打日本，去發動世界革命；如果這些錢落到季諾維也夫手裡面，他肯定要把這些錢弄去支持全世界的工人運動，支持爪哇島的革命運動，支持印度的提拉克革命運動，支持埃塞俄比亞的革命運動，也把它花光。也只有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手裡面，這些錢才會留在蘇聯國內搞建設。
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很多細節上的差別，但是如果我們用幾句話簡單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說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不希望把錢花到國外去，希望降低世界革命的烈度，都希望把錢用在蘇聯境內。但是斯大林希望主要的把這些錢花到軍事工業上面，使蘇聯在將來萬一遭到外國入侵的時候能有抵抗能力；而布哈林呢，則希望主要把這些錢花到農村建設上面，盡可能的使佔蘇聯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富裕起來。在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還在的時候，可以說是，錢花在農村還是花在城市，這一點不是重要的差別，只是一個細節上的差別。把錢花在蘇聯國外還是蘇聯國內，這才是根本性的差別，是最大的路線鬥爭。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斯大林和布哈林能團結在一起。
當然這個團結也有一定性格上的原因。因為斯大林這人搞理論是不行的，他的常識感可能比知識分子更多，但是要講寫文章、講理論分析，他顯然不如黨內最主要的秀才布哈林。而布哈林呢，知識分子慣有的毛病是什麼呢？是嫉妒心。知識分子像女人一樣嫉妒，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地方，它容不得第二個知識分子，就像美女最討厭的是身邊有其他美女一樣，知識分子需要有觀眾，他希望所有的觀眾都不斷的向他鼓掌，啊哈~你看你是多麼聰明，同時還要不斷的罵其他知識分子，他是sb，他也是sb，他他他也是sb，跟崔永元說周立波一樣，我們文藝界的風紀很不好，我們天天都在罵別人，你們就比他們好得多，你們只是一星期罵一次。這是知識分子的慣例。所以知識分子最喜歡的人從來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喜歡的是非知識分子，這些非知識分子可以老老實實給他當觀眾，不斷的崇拜他，同時要順著他的意思去罵別的知識分子。
斯大林能夠滿足布哈林在這方面的要求。因為眾所周知，布爾什維克黨內最缺乏知識分子性質、最笨的人就是斯大林。他這個人適合於當觀眾，誰也不覺得他有資格當演員。而布哈林則是黨內的秀才，也就是說他是表演慾望最強的人，他最需要別人的掌聲。而斯大林表現得很願意給他掌聲，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覺得，他比托洛茨基要好得多。托洛茨基也是一個虛榮心極強的人，如果他跟布哈林混在一起的話，兩個人必然是要爭風吃醋的。但是斯大林這人沒有或者說是很缺乏文學方面的虛榮心，他在乎實際上的權力，卻不在乎別人的掌聲不掌聲。所以他們兩個人等於是有一種性格互補。布哈林愛虛榮但不愛實權，掌握實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知識分子一般都是懶人，讓他們掌握實權，幹枯燥的日常工作，又沒有掌聲，又累又沒有人誇獎，他們很少有人願意堅持下去的。但是正因為這一點，他們很難掌握實權，他們要的是虛榮。而斯大林這個人恰好是不在乎虛榮而在乎實權的人，兩個人在性格上也是一拍即合的。更不用說在政策上，他們都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流派的人。所以北伐失敗後的那幾年，主要的特徵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聯合起來，整倒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
然後在這個階段，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性格差異起了一定的作用。托洛茨基是一個比較硬的骨頭，他怎麼也不肯屈服，於是新的中央只好把他趕到國外去，因為當時斯大林的權力還不像後來那樣大，所以還讓他活著出去的。但是季諾維也夫就嚇破膽了，其實他當時如果肯跑到國外去，他也是有機會的，但他寧可卑躬屈膝的全黨認錯。他這一個認錯對後來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他這個認錯的話，斯大林後來會不會搞大審判之類的演出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他給斯大林一個印象，哈哈~原來你們這些所謂的老近衛軍其實是些軟骨頭，我把你們抓起來以後，你們肯定會配合表演，上法庭去給我表演一下，說你們是叛徒、內奸、間諜，我才是列寧同志的真正繼承者。如果季諾維也夫當時硬一點的話，斯大林最後雖然仍然會攫取權力的，但是他說不定會採取另一種辦法，例如直截了當把你們殺光了事，就不見得想去表演了，就不會去搞莫斯科大審判那種表演活動了。
表演這件事情，即使你用威逼利誘的手段，歸根結底你還是需要受害者做一定的配合的，你一定要讓受害者在法庭上痛心疾首的表演，哎呀！我就是帝國主義間諜，我就是背叛了列寧同志，這些話來說，如果你真是硬骨頭的話，我死了就死了，你殺我全家就殺我全家，這個表演還真的是搞不成的。能夠搞得成，就算是有殺全家的威脅，也說明你其實就是一個軟骨頭。這一點，從側面說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就說明沙皇其實是非常仁慈的，像這樣的軟骨頭，沙皇只要稍微狠狠地整一下，保證他最近二十年之內不敢再幹了，但是沙皇確實是太仁慈了，所以沒有怎麼真正的整他們，所以他們才理直氣壯的革命到底了。等斯大林給他來真的時候，他們馬上就暴露自己的本色了。
但是這些個人性格諸如此類的分析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明什麼呢？十月革命是一個小概率現象，列寧冒險成功了，不是說別人冒險都能成功。其實你要說真的講忠於列寧的政策，那麼斯大林和布哈林並不是怎麼忠於列寧政策的，因為他們的政策都顯得太謹小慎微了，不肯冒險。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雖然也不是完全忠實於列寧的，但是他們在冒險性這方面自然也要靠列寧這樣，比較接近於列寧。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掌舵人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話，那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斯大林和布哈林這兩個人在十月革命當時是不可能採取冒險行動的。而就是因為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冒險家在1917年掌了權，所以十月革命才能夠產生。
但是反過來，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冒險性格的人在1928年仍然掌權的話，蘇聯估計就完蛋了，他們肯定會把蘇聯拖進破壞性的戰爭。要知道1928年的蘇聯，它還不是1940年的蘇聯。我們不能說是，1940年的蘇聯有T-34坦克什麼什麼的，能夠跟希特勒對拼，他在1928年就能對拼。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列寧死後，斯大林掌權以前的蘇聯跟斯大林掌權以後的蘇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列寧的蘇聯、布哈林的蘇聯、斯大林掌權以前的蘇聯是一個農業國家，它最精銳的部隊就是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那些騎兵軍，從中亞派來的戰馬，千軍萬馬衝鋒，這就是它最厲害的打法了。十月革命以後的俄羅斯內戰，本質上來講還是一戰前那種戰爭。一戰以後更現代化的戰爭，當時它還打不來。當時頂多是圖哈切夫斯基這樣的少數人有一點點想法，懂一點。但是有一點想法並不算數，重要的是要有資源。
圖哈切夫斯基要想搞軍事現代化需要什麼呢？當然是錢和工業，需要有大筆的軍費，還要有一個重工業系統作為支持。誰能給他製造這種重工業基礎呢？就是斯大林才能給他製造重工業基礎。在沒有斯大林以前，這個重工業基礎不存在，那支能夠打敗希特勒的軍隊也是不存在的。在這個時候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種人掌權的話，蘇聯，不要說是不一定打得過德國人，甚至不一定能夠打得過日本。你從他後來在外蒙古那些戰績就可以看出來了，他跟外蒙古那些很原始的蒙古騎兵打仗，吃虧吃的是很大的。這樣的部隊如果在當時跟日本人打仗的話，確實是非常前途未卜的。你也可以說，蘇聯實際上是趕到了最好的運氣：它在建國時期碰上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列寧死後的權力鬥爭中間，又讓斯大林給贏了。
因為斯大林這個人得罪人太多，得罪人太多是因為他掌權的時間長，掌權時間長，你必然要得罪人多，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願意說他好話的人實在太少了。但是實際上講，你要真正公正的講，從蘇聯本身的角度來講，幸虧三十年代最後勝利的人是斯大林。斯大林這個人，按照資產階級標準來看，他仍然是非常殘忍和激進的；但是按照無產階級的標準來看，他已經是當時蘇聯黨內最保守和最謹慎的人。這個保守和謹慎同時體現在國內外的。就是說，斯大林在北伐以後那幾年，在整個三十年代，他對遠東的干涉都是很不積極的。如果他真的保持了越飛和加拉罕時代的那種銳氣的話，那麼李立三和瞿秋白就不會死得那麼慘了。
李立三和瞿秋白他們那些人掌權的時候，遠東局那些人都是期待蘇聯能夠保持季諾維也夫時代的那種銳氣，能夠積極性干涉的。但是斯大林給他們的錢不多，尤其是根本不肯進行軍事上的策應。他實行的政策，你可以說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竭力避免在遠東跟日本和蔣介石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又要支持內部的革命。這種做法等於就是說是，你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樣的矛盾。你要是想讓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能夠革命得起來，你就要給他積極支持，但是你積極支持了以後又必然要引起跟日本人和蔣介石的衝突，而你又要避免這種衝突。結果兩者之間是不可能兩全其美的，結果真正佔上峰的是後一種。
實際上發生的是，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種狀態，我嘴上堅持說我仍然是無比強硬的堅持立場，但是實際上我很軟，我不能得罪那些有可能跟我打硬仗的人，就好像現在對南海一樣，口頭上說是我們決不讓步，實際上卻是非常軟的。這種做法就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做法，實際上軟，口頭上硬。這樣做把中國共產黨給害慘了，把遠東局也給害慘了。因為遠東局那種人，一方面他們大多數仍然是蘇聯早期留下來的舊人，工作作風一下子改不過去；另一方面處在他們那種，處在前線、危機四伏的環境中間，你可以想象，任何人在前線，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向領導報告，趕緊多送些資源來，趕緊把革命推向前，因為那是他部門利益所在。斯大林一方面口頭上鼓勵他們要堅持革命的路線，另一方面在實際上壓縮他們的開支，跟蔣介石和日本人實際上搞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那麼實際上犧牲的是誰呢？就是犧牲的他們這種人。
他們這種人的實際地位，就很像是1975年在南沙群島打仗的那些海軍軍官。那些海軍軍官，可以說是，他們聽信了文革那些報刊的宣傳，我們對帝國主義要怎麼怎麼樣，反正是絕對不能害怕。所以真到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就拼命衝上去打了，而且還打贏了。但打贏的結果，他們在國內受到的待遇非常之差勁。因為領導人，不管嘴上怎麼說，實際上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打，看到有人居然真的打起來了，他們不但不獎賞這些人，反而要懲罰你。
三十年代那些瞿秋白、李立三這種人和他們在遠東局的老闆埃韋特這些人，實際上遭到的就是這種命運。他們沒有正確的體會領導的意思。斯大林掌權以後一直是，第一，我為了黨內政治鬥爭的緣故，我絕不能說是讓別人說我不積極革命，只有托洛茨基他們才積極革命，這是政治不正確的。在蘇聯黨內，左才是政治正確，右是政治不正確的，保守路線是政治不正確的。所以說我哪怕實際上實行保守政策，我在口頭上也要表現得很積極。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我這些積極的話，去挑出事情來，那你就自己去死吧，不要來找我了。三十年代中國革命遭受了這樣和那樣的挫折，從技術上講，有很多人確實應該付技術上的責任，但你要說從根本上講，誰應該來負責任？那就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本人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把在前線負責革命的人放在一個必然要當犧牲品的位置上。除非他本人改變政策，否則這個基本格局是沒法改變的。
斯大林的做法實際上是這樣的，他儘管講理論講不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是實際上他的健全常識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要多。無論托洛茨基嘴上講得多麼清楚，他實際上不知道帝國主義是惹不起的，在蘇聯當時那種國力的情況下，惹不起還要硬去惹的話，犧牲的一定不是帝國主義而是蘇聯本身。所以蘇聯至少需要二十年緩衝期，至少要把國內的軍事工業搞起來，搞到能夠跟帝國主義決一雌雄的地步，然後我才能搞下一步。另一方面，他講經濟方面的理論他當然也講不過布哈林，但他也知道布哈林是錯的。按照布哈林那種循序漸進的方法，首先我們要讓農民富裕起來，把農村的經濟搞活搞好，然後進一步發展輕工業，在輕工業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重工業。所有經濟學家都會說，哎~這是最好的、最循序漸進、最穩健的辦法。
但是你有這樣的時間麼？等你先把農村搞好，然後再把輕工業搞好，等你發展到重工業，那就已經猴年馬月了。如果蘇聯是一個國家在月球上，你可以考慮這件事情，但是蘇聯還在國際體系當中。按照你布哈林這種路線，可以說，在未來二十年，蘇聯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仍然不會有很強的軍火工業，而德國和日本的軍火工業則在突飛猛進。那麼二十年以後，蘇聯會落到什麼樣的下場？就算是我的政策會餓死幾百萬農民，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政策武裝幾百萬先進的軍隊。到底是幾百萬先進軍隊重要還是幾百萬農民重要呢？當然是軍隊重要。有這些先進的軍隊，農民餓死了，以後歷史學家怎麼說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在我有生這二十年之內，我能夠站得住腳了。你讓農民先富起來，然後等敵人打進來以後，這些富裕的農民，誰知道他們會幹什麼，反正他們不能直接轉化為戰鬥力的。那樣的話，蘇聯滅亡了以後，我們豈不是全都要掛路燈麼？這樣的話你讓農民富起來又有什麼鳥用呢？農民的利益並不是時時刻刻都等於黨的利益。
但是這個理由他又不能寫下來，他不可能說是，親愛的布爾什維克老同志們~你們要認清形勢，現在的形勢是，要麼讓農民去餓死，要麼讓我們去掛路燈，你們選擇吧~你們願意自己去掛路燈呢還是願意讓農民餓死。這樣說出來的話太政治不正確了，他必須用一些亂七八糟的振振有詞的歪理來解釋他真正要說的話。我剛才描繪的才是他真正要說的話。他看穿了這一點，但是出於政治上正確的目的，他不能這麼直截了當的說，他只能繞著彎的說。但是繞著彎的說表達出來的意思也是一樣的。而且從黨的利益上講，他這麼做是完全正確的，他至少是延長了黨的壽命，沒有讓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非常危險和脆弱的情況下，乾脆直截了當的就垮台。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人都是要犧牲的，包括當年跟著列寧革命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那些一心夢想著世界革命、不到全世界各地去游來游去就不舒服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越飛。越飛之所以自殺，骨子裡面就是這樣的。他臨死之前給托洛茨基寫了封信，很清楚的表現了他對革命的絕望情緒。在他這種人眼裡面看到的是什麼呢，他在革命前最痛恨的、認為革命以後可以一勞永逸避免的那種庸俗習氣，最後又重新浮上來了。他一輩子跟小資產階級分子作鬥爭，現在卻發現小資產階級在黨內已經掌了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
但是你也可以說，這一切其實都是必然的。像能夠充當革命英雄那種浪人，在任何穩定的社會都只能是社會邊緣人和極少數，能夠充當社會棟梁和構成穩定社會支柱的那些人，必然是比較乏味，滿腦子庸俗習氣和小資產階級習氣那種人。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你也可以說，托洛茨基特別受知識分子歡迎那不是偶然的，他的理論分析確實是很正確。斯大林當權是一個庸俗勢力的勝利，但是話又說回來，人類本身就是依靠庸俗勢力維持的，如果人人都是知識分子的話，那麼人類肯定早就滅亡了。
斯大林那一套，他的問題呢，就是說是，你按照市民社會的標準來看，他的問題不是他太庸俗，而是他還不夠庸俗。他如果足夠庸俗的話，那麼蘇聯就直接實現資本主義復辟了，那就用不著等到戈爾巴喬夫了，他其實還是不夠庸俗的。但是按照早期布爾什維克的角度來看，他已經庸俗得太多了。這個沒有辦法。你從列寧時代那種一點也不庸俗，發展到戈爾巴喬夫以後那種徹底的恢復庸俗，中間總得有一個過渡階段。你可以從列寧過渡到托洛茨基，從托洛茨基過渡到季諾維也夫，從季諾維也夫過渡到斯大林，再從斯大林過渡到勃列日涅夫，這是一個蘇聯共產黨內部庸俗性和市民性不斷增強的過程。最後增強到積重難返的時候，蘇聯就不存在了。
這個退化的過程差不多是有一種內在的必然性的。就像你可以合理的預測，無論是北魏的鮮卑人，還是金朝的女真人，還是清朝的滿洲人，只要他們搬到中原里來，變成中原王朝，他們早晚會一點一點退化，喪失他們的戰鬥力，變得跟漢族的官僚沒有什麼區別。這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進程。等到他們完全變得跟漢地的官僚沒有區別的時候，他們的王朝也就走到末日了。其實蘇聯的情況也就是這樣的。只有蘇聯共產黨員是一批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的情況下，蘇聯才能存在，但是特殊材料是不可避免的要退化為庸人的。斯大林代表著這個退化的一個中間環節。他並沒有像是托洛茨基所誇張的那樣，已經徹底變成庸人了，但他確實代表了列寧時代通向庸俗化的一個中間狀態。
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為什麼顯得那麼混亂，其根本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他們的母體，蘇聯共產黨的黨內鬥爭處在一個極其混亂的狀態。而且現實政治跟理論政治不一樣：理論上的事情、嘴上的事情只是說說算算，說了也可以不算的；現實政治的事情則是必須做出來才算的。為了在不同時期爭取不同的政治正確，你必須繞著彎子說話，把本來其實不符合列寧原意的那種各種各樣的熱月政策，說成是符合列寧原意的、完全符合革命立場的政策。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本來是一種修正主義的東西，說成是完全符合列寧和馬克思原意的那種典型的革命政策。因此就產生了很多需要大量投入辯證法的各種歪歪理論，這些歪理在那些沒有政治經驗以及不大瞭解蘇聯特殊政治環境的初學者眼裡面，看上去是異常痛苦。
我想，任何人去看聯共（布）黨史，最初的印象就是，第一是頭腦一片混沌，第二是極大的痛苦。等到最後說看明白了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又欣慰又痛苦又憤怒的感覺：欣慰是因為你總算看明白了；痛苦是，這些話原來說白了就是這種意思，豈有此理，你有話憑什麼不直說呢，本來兩三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你弄這些彎彎繞繞的東西，到底是騙自己還是騙別人。但是確確實實，它有一種後果，他可以騙你先上了船，然後等你上了船以後，發現其實原來是這個樣子的時候，你已經交了投名狀，再退回去也已經沒有路了。有好多人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莫名其妙上了船，最後發現自己後悔莫及。瞿秋白可能就是這個樣子的。如果按照他臨死前那些講話的話，如果他事先在去俄國之前就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的話，他可能一開始就不會去了。
這個時候，毛澤東在黨內開始出現了。他在黨內出現其實是一個異數，因為他不是斯大林培養起來的，也不是蘇聯任何其他領導人培養起來的，也不是上海中央或者是上海遠東局培養出來的。他是一個異數，他是一個夾縫中產生出來的。但是這些力量對他的產生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力量相互作用，能夠產生毛澤東的夾縫是不可能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是在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仍然在當權的時候培養出來的那些人，還有很多是國民黨左派轉過來的。他們的思想習慣和工作習慣都不大適合三十年代以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那個，你可以說是一個列寧主義的2.0版本升級。
2.0版本跟1.0版本有什麼不同呢？1.0版本，它是一個以恐怖主義為核心，以社會為外圍的一個結構。恐怖主義團體本身對社會沒有責任感，這是它的長處，因為別人都有所顧忌，只有它無所顧忌。它可以把一切都糟蹋掉以後，甩開挑子就走人；而別人呢，都必須自己製造出爛攤子以後自己還要負責收場。所以它的活動自由度要大一些。它對社會抱著一種局外人甚至是敵對的態度，它把社會和資產階級看成同義語，是一種進攻性的態度，它沒有緩衝集團。所以它得到俄羅斯以後，基本上把俄羅斯搞爛了。但是這樣看又是長不了的，它把俄羅斯搞爛了以後，下一步是什麼？肯定是周圍的資產階級國家看到俄羅斯衰弱了以後就來進攻你，然後最後把你吃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主義要麼滅亡，要麼就是通過自然演化產生斯大林主義的2.0版本。
斯大林主義這個2.0版本是什麼呢？它在列寧主義的核心黨之外，加了一個中間層，一個技術官僚組成的中間層。這個技術官僚能夠在蘇聯實現工業化建設，這給蘇聯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以前共產黨是一個革命的黨派，它把俄羅斯本身當作點燃世界革命的工具，也就是說是，我是火，你是原材料，你想想火和原材料的關係是什麼？我是火種，火種遇到原材料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燒光你。燒光你，好把火傳到別的地方去，把別的地方也跟著燒光。但是斯大林的共產黨，它不是這樣的，它仍然是火種，但它也是一個建設者，它把火種投到國外去，但是，它要在國內搞成一個軍事工業體系。軍事工業體系不是革命者、破壞者能夠勝任的，只有技術官僚才能夠勝任建設者的角色。因此他必須給技術官僚一定的特權。他在消滅資產階級之後，必須培養一個資產階級替代品。這些人像過去的資產階級一樣，發揮社會中間層的作用，由他們來組織群眾，組織生產。
無論理論上怎麼講，組織者和被組織者是不一樣的，組織群眾生產的官僚，在生態位上，他跟過去的資本家處在類似的地位，儘管資本家是自由經營的，他們根據市場來相互競爭，而技術官僚沒有市場，他通過國家計委的命令來工作，但是他畢竟是統治者和群眾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因此，斯大林主義跟列寧主義的不同在哪裡？它產生了一個准資產階級，或者說是准中產階級。技術人員和官僚組成了蘇聯社會中間層，這個中間層增加了它的穩定性，也使得蘇聯由一個顛覆集團變得有點像一個國家，靠著這一點，它才不會在其他國家壓力下滅亡。可以說是，斯大林體制，確實像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它是蘇聯向資產階級復辟的一個中間環節。
後來，現在的西方左派其實也是這個觀點。西方左派解釋蘇聯滅亡和冷戰結束的基本理論是什麼呢？這些理論寫得非常複雜，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式把它描繪出來。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講，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蘇聯為什麼滅亡？不是社會主義滅亡了，恰好相反，蘇聯滅亡，因為蘇聯也是資產階級。為什麼蘇聯也是資產階級呢？因為蘇聯統治的是誰呢？蘇聯統治的是技術官僚。儘管他們也是共產黨員，但他們是主持工業發展的技術官僚。他們不是西方的自由資產階級，但他們也是跟西方的自由資產階級一樣，是一個主持工業生產的准資產階級。所以我們把資產階級定義改一下，我們可以說，西方的資本家，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和蘇聯的工業家和技術官僚管理人員，屬於同一個階級。這樣一下一切不就都可以解釋了吧。蘇聯儘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也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蘇聯的失敗，不但不能說明社會主義失敗，反過來還是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必然失敗結局。這一下我又可以把我的理論解釋圓了。當然實際上能不能行得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從嘴上講，他們算是又進入了一種永遠勝利的狀態了。這個理論中間，除了為自我辯護的層面以外，也是有幾分真實的層面在內的。這個真實的層面就是說，蘇聯確實在斯大林時代產生了一個技術官僚系統，而這個技術官僚系統越來越變得像是蘇聯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東西。
因此這就影響了蘇聯的對外政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對外政策逐漸的轉向，由全方位的革命，轉向聯合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重點圍剿德國這種新出現的威脅。德國和意大利這種法西斯國家，除去罵人的稱呼以外，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其實它也是一種演化2.0版本。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演化2.0版本，是在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升級；希特勒呢，他也是在魯登道夫和舊式的法西斯主義基礎上的升級。舊式的法西斯主義者是怎樣鎮壓無產階級革命呢？它無非就是通過民團這樣的組織，你工人階級不是要組織赤衛隊麼，我也組織反革命的民團，你有你的左派工會，我也有我的右派工會，赤衛隊和白衛隊對打，看看誰能打贏。這就是二十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鎮壓二十年代布爾什維克的做法。
但是在蘇聯做了相應的升級，產生了斯大林主義的時候，法西斯主義也相應的升級產生了2.0版本的希特勒主義。希特勒主義受列寧主義的影響非常之大，正如列寧主義受魯登道夫影響非常之大。敵人和敵人之間是經常相互影響的，之所以相互影響就是因為你對我的威脅很大，如果你是個無關緊要的人，我基本上不在乎你是什麼，我很難受你影響的。但是你既然對我的威脅很大，那麼我時時刻刻防著你，我反倒可能特別容易受你影響，看你哪兒的破壞性最大，我至少要想出相應的防禦辦法。
而希特勒主義的防禦辦法是什麼呢？它恰好是從蘇聯這兒學來的社會學校和集體管理的做法，它也產生出了對工業體系的一個整體性的管理，要求企業家為了國家的利益調整他的生產計劃。蘇聯有自己的五年計劃，納粹德國也就產生了自己的三年計劃。你從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三年計劃其實是五年計劃的學生。但是它也有它的升級部分。它考慮到斯大林體制的極度殘忍和低效率，它不是直接採取沒收私人財產的做法，它留用原來的企業家，允許他享有企業的紅利，但是它剝奪了原有企業家的經營權。
其實它幹的事情就是，翻譯成我們現在的語言，它幹的事就是，黨組進駐私人企業。進駐私人企業以後，我不干涉你企業家的一般活動，也不干涉你分紅和投資，但是你的經營活動要符合國家目的，在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情況下，比如說，我進駐的是你的一個報社，那麼你記住，賺了錢歸你老闆和股東是不錯的，但是你報導的整個輿論導向方向，必須符合戈培爾博士的領導，要不我讓你好看。我這個黨組是幹這種的事情的，我不是像斯大林的黨委書記那樣，什麼事，生產活動我都給你具體管起來，但是我通過大政方針的限制把你管起來。
如果我進駐的是，比如說是克虜伯公司這樣的軍火生產廠家，那你就要記住，你不能像以前在十九世紀那樣，我生產出武器來我到處去亂賣，李鴻章同志如果來了以後我就把最先進的軍艦賣給了李鴻章，德國海軍還沒有的東西，我先賣給了北洋艦隊。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打仗，誰先來我就先把貨賣給誰，誰出錢多我就把貨賣給誰。以後你們不能這麼做了。你搞生產搞技術還是你們繼續去搞，但是，以後貨賣給誰、怎麼賣法，我們黨委書記要給你進行必要的指導，你一定要聽我們的話。在這個前提之下，你們發財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們不會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打得你們無家可歸，讓你一個錢也沒有，你的錢還是你自己的，但是你怎麼花錢，你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其實納粹體制是什麼呢？它是一個介於共產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納粹德國在各方面的自由度都比布爾什維克要大一些。例如像是，納粹德國你要出國是很容易的事情，它不會像是布爾什維克那樣，你如果生在集體農莊，你就是到農村去也別想，戶口制度絕不會允許你動一步的。但是德國人是可以有隨便的自由的，你只要有錢，你換外匯隨便去換，出國旅遊可以隨便旅遊，如果你旅遊了一段時間以後，你突然留在美國不回來了，也沒有人會管你和追殺你。他比你自由得多。但是你有一個條件，就是說是，你不能直接反對體制本身，你不能反對元首和元首的政策，在這個範圍內，在一般的社會活動中，你其實比蘇聯要自由得多。但是它已經不像是自由資本主義那樣自由了。這就是希特勒主義的實質。
在斯大林看來，這種跟蘇聯更相似的體制，對他來說是比自由散漫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更大的威脅。因此他開始逐步的考慮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來對付納粹德國。這個過程我說得太簡單了。實際上他在這個過程中間，向左擺動，再向右擺動，再向左擺動，再向右擺動，是經過了兩輪折騰的。每一輪折騰的過程中，他都把上一輪的折騰中間執行原有政策的幹部給整個消滅掉了。這個折騰的過程中，有兩個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個是西方的弗朗哥，一個是東方的張作霖。西班牙內戰的失敗和滿洲國的建立，對他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在這個來回折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的主要領導都被清洗掉了。其實這是一個附帶現象，因為他們在共產國際的級別表中間，是比上海遠東局還要低一級的。首先發生的事情是，在蘇聯內部的搖擺和清洗當中，遠東局那批領導，一個個都是不得好死，他們不得好死，他們自己的部下當然也就不得好死，所以這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而由此造成的真空最後造成了這樣一個現象：就是張聞天、王明和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上位。
這些人上位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二十年代時期有經驗的那批老人都被清洗得乾乾淨淨了。他們上台的年紀是非常之年輕的，工作閱歷是非常之少的。這其實就是斯大林搞清洗的必然後果。老一代的人基本上都被殺光了。新起來的那批人，他們多半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才出生的，對革命前的世界沒有記憶，他們是一代新人，他們才是真正十月革命時期設想過的那一代新人，儘管培養出來的樣子不像是列寧當時設想的那樣，但他們確實是一代新人。他們沒有對資產階級世界的記憶，他們的閱歷和層次都要差得多。但他們的忠實程度和狹隘程度也要強得多。這樣做有兩方面效果。第一就是，他們在能力上其實不如老布爾什維克。能力這個問題是從哪兒來的？是從你閱歷的複雜度來的。你在江湖上打滾過，你才會有強大的能力。如果你一輩子在單調的環境中長大，只看過聯共（布）黨史這樣的書，那你，老實說，等你長大以後你基本上就是一個sb。但是這樣的人思想狹隘，他聽到一點不符合聯共（布）黨史的東西，會真誠的、完全誠實的陷入極大的憤怒之中，他會十分認真的相信黨告訴他的一切，去忠實執行黨的政策。這就是它的好處。
長征前夜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就落入了這種狀態。同時，斯大林在滿洲國成立和弗朗哥政權扎根以後，在歐洲和遠東都做了相應的政策調整。首先，歐洲的政策調整是核心，遠東的政策調整是次要的。他從弗朗哥政權的勝利、希特勒上台看出的道理是什麼呢？看出的道理就是，現在最大的危險已經轉移了，我們必須跟資產階級民主派聯合起來，必須跟我們原先的鬥爭對象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團結一切力量打主要敵人。因為資產階級是很容易欺騙的，共產國際這個招牌我已經用臭了，大家都知道共產國際是用來顛覆我們的，我們需要對它改個名字。於是他發明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人民民主，這個詞是他首先發明，然後後來教給毛澤東的。毛澤東把它改成新民主主義。其實這個詞，現在的記錄很清楚，是季米特洛夫接管共產國際的工作以後，斯大林本人非常得意的告訴毛澤東的。他說的話大致上就是，資產階級是很好騙的，我是內外有別，我對資產階級說人民民主，但是對你們我是說真話的，我老實告訴你，我這麼說是為了欺騙資產階級，但你們不要當真，我們原先怎麼幹，現在還怎麼幹，但是用了一個新招牌以後，我估計能騙他個二十年。
遠東局的命運是跟共產國際本身的命運是一模一樣的。我們都知道，共產國際名義上解散了以後，實際上季米特洛夫還是在莫斯科主持工作，原有的地下指揮系統，他還是照樣運作的，只是名義上把這個招牌給摘下了而已。遠東局的情況其實也是這樣的，它也是摘了一個招牌，原有的地下聯絡系統其實還是照樣運作的。但是在這個摘招牌的過程中間，他可以實現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說，他在歐洲實現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性和解。這是他從德國和西班牙失敗中得出的教訓。他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就感到後悔，當初如果不那麼集中精力去打垮社會民主黨的話，希特勒不一定能上台，如果社會民主黨還在的話，勢力仍然很強大，說不定就能阻止希特勒。打社會民主黨結果是自壞長征。他在遠東找了一下，按照他對歐洲歷史的瞭解去找了一下，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張作霖這樣極端反動的人差不多就相當於是歐洲的弗朗哥；像蔣介石這種孫中山的繼承人，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代表，那大概就相當於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了。在張作霖集團和蔣介石集團兩派相權的話，還不如支持蔣介石集團。把蔣介石集團扶起來以後，至少蔣介石會反對日本，而張作霖卻是親日的。所以我們按照團結社會民主黨、反對希特勒和弗朗哥那個先例，我們也應該團結蔣介石來主要對付日本。
這個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後二十年的歷史發展，因為這恰好也是蔣介石所需要的。蔣介石的邏輯跟他不一樣，他是根據凱末爾主義的邏輯來搞出來的。我們注意一下西亞的歷史，你就可以看出，凱末爾的生態位跟蔣介石很相似的。他首先在跟希臘人打仗、跟歐洲人談判的時候，他首先是借助蘇聯的勢力，在協約國封鎖他的時候，只有蘇聯才能支持他。在這個階段，他跟國民黨一樣，也採取的是聯俄容共的政策，也一度的容許土耳其共產黨發展壯大，在他自己的內部。但是等到洛桑協定簽訂以後，他就立馬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身，重新投向西方這一邊，把國內共產黨員全都殺光了。然後在1939年，跟英法簽訂了互助條約，把土耳其重新納入了西方的勢力範圍。
蔣介石想要做的其實也就是這些。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信任蘇聯，也清楚蘇聯的危險性，但他相信他能夠拿得住局面，因為土耳其人已經拿得住局面了，利用了共產黨員，把蘇聯的援助騙到了手，然後又出賣了蘇聯。他在四一二政變以後也是這麼樣看的。蘇聯認為蘇聯在騙他，其實他也認為他在騙蘇聯人的。他認為他可以借用蘇聯的力量來把英日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然後他還有充分的機會，再像土耳其人做掉蘇聯一樣，再做掉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雙方都是相互利用的關係，只不過後來蔣介石輸了。
這個原因其實不是他策略有問題，而是他的基本盤太大。土耳其的問題是，土耳其帝國在一戰以後直接解體了，然後凱末爾就承認了現實，他不會再為了爭取什麼伊拉克或敘利亞的土地，或者為了收復塞浦路斯島，去跟英法帝國主義去死掐，如果那麼死掐一下的話，估計土耳其也是民窮財盡，最後也會落到蘇聯的手裡面。他到此為止。其實蔣介石也有同樣的機會的，他在四一二政變以後，他如果肯直接把滿洲讓給日本，把香港讓給英國，然後反過來跟英日結盟去對付蘇聯的話，蘇聯和共產黨其實也對他沒辦法的。只是他非要打一個抗日戰爭，最後把整個格局就給弄糟了。倒不是說他原先那個政策有多麼不合理。
但是無論如何，在1935年前後，雙方漸漸的開始走近了。最主要的奇跡還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外交演變。九一八事變以後，蔣經過多方面的接觸，主要就是確定了一個基本事實，西方國家根本沒有打算替他收復滿洲。從英國人的反應來看，英國人實際上是這個意思：你們雙方都不是好人，你蔣介石1928年以後打英租界打了好幾次，現在你打到日本人的頭上，被日本人打了，你簡直就是活該。我們調停的話，頂多是讓你們在中日兩國之間，雙方各自讓一步，我不可能直接去支持你收復滿洲的。而美國人的意見就是，我們從原則上講是如何如何的，原則上是這樣的，但是從事實上講，我們實行孤立主義，美國人民在巴黎和會失敗以後，已經厭倦了舊大陸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務了，你們有事情你們自己去管，我們管好美洲的事情已經足夠了。歐洲國家的態度其實還不如英美，法國和意大利比起英國人來說，更願意和日本人妥協，承認滿洲國的既成事實。
在這種情況下，蔣很快就發現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就是說，情況跟1928年以前一樣，他如果真想反對日本的話，唯一真正願意干涉的也就只有蘇聯。那麼他這種情況，就是必須要面臨選擇了。他如果覺得蘇聯很危險，不能再犯第二次錯誤，再把蘇聯引進來的話，他就只能跟東三省說拜拜了。再過二十年，因為日本人在東三省的政策跟希特勒在德國的政策是類似的，他也模仿了蘇聯。蘇聯搞五年計劃，德國人搞三年計劃，滿洲國搞四年計劃。基本就是一樣的。儘管他們也是搞一個妥協政策，他沒有徹底取締資本主義，也沒有徹底取締市場經濟，他只是通過國家指導的投資，把經營的重點集中在鐵路、礦山和軍火工業這一方面，盡可能把投資引到這一方面來。因此滿洲國沒有出現像蘇聯那樣大規模的飢荒，採取了一種比較溫和平緩的發展方式。但這種發展方式仍然是有政府導向在內的，而且導向也是指向重工業和軍火工業的。
所以蔣介石處在這樣的狀態中：三十年代的情況是這樣的，蘇聯、德國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都在採取重工業優先、軍火工業優先的發展路線。它們的發展速度，都比蔣在關內的發展速度要快，因此雙方的發展基本上是處在一種差距越拉越大的情況之下。如果再等二十年，差距不會更有利。應該說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時，東北的鐵路網就比關內更完善，重工業基礎已經比關內更先進了。在此後的十多年時間內，這個差距在不斷拉大，即使是一般的經濟數據差距都在拉大，如果具體到鐵路網和重工業基礎這方面，那麼基本上是一邊倒，對滿洲這一方面是有利的。
你去看劍橋史那些統計資料的話，就可以發現一個很妙的現象，就是說，他們是按照後來的標準，也就是說，把日本控制的滿洲的工業成就全都算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當中的，於是得出了一個很不靠譜的高數字。但你如果把這兩組數字一旦拆開來，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妙的結果就是，三十年代在所謂的中國境內修的鐵路，絕大部分都是在東三省境內修的，關內十八省修的鐵路很少，東三省的鐵路很多。關外的經濟發展很快，而關內的經濟發展只是勉強過得去。所謂黃金十年，好像是發展得還算可以，但是你前後比較一下，你發現他只不過是局部的恢復了北洋時代的速度，而且速度其實還不如北洋。跟滿洲國一比，它就沒法比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如果拖下去，他其實是不會有利的。現在滿洲國採取的是一種雙方不承認，像台灣問題一樣，我說滿洲國是我的固有領土，別人全都不承認，但是我自己還要單方面堅持這個說法。現在我奪不回來，將來我才能奪回來。但是你等到將來奪回來是有一個前提的，前提就說是，將來的我比現在的我更強大。你呢，要麼是比現在的你更弱了，要麼就是發展速度不如我。也就是說是將來的實力對比會對我更有利，這樣我才能夠在將來奪回滿洲。但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雙方的發展速度是對蔣介石不利而對日本人有利的。現在就已經有差距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差距越拉越大。實際上蔣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早打、晚打你都要輸，但是早打的話，差距還稍微小一點，晚打的話，差距會拉得更大。你要想贏，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外力。依靠外力，將來的外交形勢是怎麼樣，無法判斷。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為時間是合法性的來源。可以說，有很多政權，在它開始建立的時候是不合法的，但是時間長了以後，最初通過搶劫建立的政權，被搶劫那一代人漸漸死光了以後，新出生的一代人沒有見過當時的記錄，慢慢的他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合法政權。大清入關的時候，開始的政權也是搶來的，但是在後來在清朝滅亡的時候還是出了一批遺老遺少，因為他們沒有見過大清開國時的殺戮，對他們來說，大清是在他們出生以前就存在的東西，好像他們已經習慣了大清的統治，在大清滅亡了以後，還覺得很不習慣。合法性往往就是這樣產生的，是時間產生的。開始的時候，第一代人看著日本人怎樣入侵滿洲，還可能對這種入侵抱有一種憤怒，時間長了以後，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像是大明的子孫後代習慣大清一樣，就習慣了滿洲國了。國際社會會不會也是像是這樣的，像現在在西撒哈拉一樣，摩洛哥首先入侵西撒哈拉的時候，國際社會也譴責一陣子，但是，因為國際社會在最初幾個月沒有派兵去打它，時間長了以後，誰也不肯派兵，慢慢的就習慣成自然了，好像西撒哈拉就變成摩洛哥自然的組成部分了。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特別由於日本人在滿洲國的建設相當成功，會不會過了二、三十年以後，滿洲國的人民漸漸就習慣了，而國際社會也就慢慢習慣了，也就不再有伸張正義的想法了。這種可能性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在將來，我和滿洲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會越拉越大，對我更不利，而國際社會對我的同情越來越少，接受既成事實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那我還不如在現在，實力差距還比較小，而國際社會還不大願意承認滿洲國的時代，我搞一點合縱連橫的手段，盡快的在我還能夠控制的這個時間線內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可以想象，他當時面對的就是一個非常尷尬、怎麼樣都不好的情況，只能在兩害相權中取其輕。
這就看他的價值觀了：如果他採取的是一種混日子的做法，就算以後，再過三十年，滿洲國會真正搞成獨立，以後我再也不能收復，但是在這三十年之內，我可以在南京坐穩江山，榮華富貴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我們可以交給更加明智的下一代去辦理，那樣的話，我很可能會採取一種拖時間的辦法；但是如果我是一個真誠的三民主義者、真誠的大中華主義者，我熱愛大中華民族超過熱愛我個人的政治命運，那麼我就得說，我必須冒險，在我有生之年，在最近十年內，拼了老命也要想辦法把日本拖死，這樣做我能夠收復滿洲，但是即使是我要冒風險，在這十年內毀掉我自己，但是毀掉我自己，好了中華民族，這樣做是值得的。
從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價值觀。如果有些人在這種情況下做出了一個選擇，選擇的內容是，下一代人會更明智，我希望下一代人去處理，你就可以判斷，這樣的人無論在理論上信仰什麼意識形態，他實際上真正想的是，先混過幾十年的榮華富貴再說。如果有些人採取冒險行動，拼了老命，就在有生之年打這一仗，你也不用管他自己怎麼說的，或者別人對他怎麼評價，實際上這個人他就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把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看得比他個人的短暫的政治利益和榮華富貴看得要重得多。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鑒別標準。什麼叫做老吏斷獄，就是要深入物理人情，深入個人的心理結構和他所處的環境中去判斷，這樣你才能夠看得出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現在看出來的這些東西，在三十年代其實不是秘密，大多數人，像胡適那些人，心裡面都是非常清楚的。最後等到各人做出選擇的時候，他實際上是什麼人，實際上大家都已經心裡有數了，他想要幹什麼，實際上也都是心裡有數的。
在這個生態位當中，蔣和蘇聯達成協議是在1935年，是在上海和共產國際的代表達成協議的。在這個過程中間，至少在形式上遭到拋棄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因為要和國民黨打好交道的話，那麼蘇聯需要做一定的犧牲，就是說你至少在形式上要放棄在國民黨內部鬧革命的企圖。於是，王明和張聞天這種人就要面臨一定的挫折。上台的人，或者說他必須要改變政策，相應的把他們的政策調整到統一戰線的這個路上。毛澤東在這個時候產生，實際上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因為照斯大林的原有做法，就是說是，我改變政策以後，把原來執行政策的埃韋特那批人，還有米夫這群人召回蘇聯去，然後很快的把他們殺光了，然後米夫手下的這批下級，也就是王明和張聞天這種人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希望了，你的上級都已經被我殺掉了以後，我不殺你已經是很不錯了，不可能再讓你發揮什麼重要作用。這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對他來說是一個棄子的作用。
實際上，照斯大林的作風來說，如果蔣介石在這個階段要求他做掉中國共產黨的話，蘇聯也不一定不答應。因為斯大林在需要跟別人達成協議的時候是心狠手辣的。後來英國人跟他達成協議的時候，要他出賣希臘共產黨的時候，他是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就把希臘共產黨給出賣了。他對中國共產黨不見得會更愛一些。但是蔣介石沒有這麼心狠手辣，他是按照小資產階級想象去考慮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畢竟是蘇聯共產黨的下級，所以要達成協議，是雙方都要讓步的，蘇聯要支持國民黨在東北實行抗日的政策，而他也願意在南方的剿共的過程中間給你放一馬，容許共產黨退到西北去。他的策略是怎麼樣呢，讓共產黨退到西北，第一，西北是窮地方，對他沒有關係；第二是共產黨退到西北蒙古邊境那個地區，可以把蘇聯拉進他的對日戰爭中間去，可以把蘇聯、蒙古和日本在蒙古邊境地區引起衝突，這樣做蘇聯就不得不履行他那種支援中國抗戰的承諾了。這個雙方都是有各自的打算的。
在這個過程中間，按照正常的現實政治的邏輯，蘇聯和蔣介石以反日為目的聯合是需要犧牲品的，而這個犧牲品應該就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這個格局下不但沒有被犧牲反而發展壯大，那你就不得不說，這主要是毛澤東的功勞。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這不是毛澤東後來編造的神話，或者故意誇大自己的作用。如果在三十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嚴格執行斯大林的政策的話，那他們多半的下場就是像西班牙共產黨或希臘共產黨一樣，變成了斯大林統一戰線的犧牲品的。而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自信滿滿的跟斯大林達成協議，也是因為他覺得，中國共產黨應該是沒有別的路了。他想象不到會出現毛澤東這樣陽奉陰違的人物。如果中國共產黨的上層都是老實人，像王明那樣，斯大林吆喝一聲，統一戰線統一戰線，保衛馬德里保衛馬德里，於是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就像西班牙共產黨員一樣，扔掉延安不管，婦女兒童都披上戎裝，跑去保衛大武漢了。
按照斯大林的格局觀，他是按照歐洲歷史的方式來考慮遠東的，他不熟悉遠東的實際情況.。那麼肯定，保衛武漢就是相當於保衛馬德里，蔣介石政權就相當於是西班牙共和派，共產黨政權還是相當於是西班牙的共產黨，為了保衛馬德里或者保衛武漢，那麼西班牙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當然應該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為抗戰做出表率，如果你在這場戰爭中被消耗光了，那也是你作為共產黨員的義務。既然是蘇聯要求你們在西班牙這個反法西斯前線做出犧牲，那你犧牲掉就犧牲掉吧。如果按照王明那種規劃的話，大家都去保衛大武漢去了，那就是等於說是，共產黨變成了國民黨的盾牌，作為人肉盾牌優先犧牲掉。而毛澤東，眾所周知，他採取了相反的政策，所以國民黨反倒變成了共產黨的人肉盾牌。
其實蘇聯的做法是這個樣子的，蘇聯之所以讓共產黨做國民黨的人肉盾牌，主要是為了換取國民黨做蘇聯的人肉盾牌。如果國民黨不肯做蘇聯的人肉盾牌，那麼日本打擊的第一個目標肯定落在蘇聯頭上，那樣的話蘇聯本身就變成人肉盾牌了。所以我必須誘使國民黨去首先跟日本打仗，讓國民黨當人肉盾牌。但是國民黨又不是省油的燈，他不見得肯白白的給你當人肉盾牌，當然需要給一點好處，那麼為了給一點好處，這些給他這些好處的人就包括中國共產黨。所以，照斯大林的想法就是這樣的，我把中國共產黨送給國民黨當人肉盾牌，作為我表現誠意，然後國民黨就去抗日了，抗日的結果是國民黨當了蘇聯的人肉盾牌。這樣，雖然我犧牲了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已經得到了國民黨這個更大的人肉盾牌，我還是划得來的。
蘇聯和國民黨這雙方的算計中間，都沒有料到中國共產黨居然能有膽子或者是有能力不去當這個人肉盾牌。這件事情，不要說是在三十年代的共產黨領導人誰都想象不到，蔣介石想象不到，就連毛澤東自己最初開始也不見得有本事想象到他能夠做成這件事情。其實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最初他跟王明掐的時候，是一個試探性的動作，他最初是想把王明做掉的，但是他跟蘇聯中央打了很多報告，說是王明這個壞那個壞什麼什麼的，其實這些事情是真是假無關緊要，但總之是反映了他想做掉王明的企圖。但是季米特洛夫出來發話說，你不能這麼做。他知道季米特洛夫的話是代表斯大林的話，所以馬上就不敢再堅持了。
同時中國共產黨內，當時還不完全是他的人。毛澤東起家時間太晚，儘管他是一大代表，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外圍和下一級中，出頭露面的一大代表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他的地位遠遠不如周恩來所領導的那些地下特工組織重要。因為一大代表是要拋頭露面的，要拋頭露面的，就不是最重要的人。重要的人就是那種不能拋頭露面的角色。像周恩來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地位明顯是比毛澤東要重要的。他在上海活動，而蘇聯對上海比內地的掌控更嚴格，在上海活動的人的級別是要更高的。從上海培養出來的人，很容易到莫斯科列寧學院，進了列寧學院以後，你可能會被派到歐洲或者美洲去混，搞國際工人運動，搞完了以後再回來，走這條路線的人的級別是比留在內地的人要高得多的。
毛澤東之所以後來起來，原因不是因為斯大林重視他，也不是因為他有多強，就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這個反復折騰和清洗的過程中間，把他早期提拔出來的那些比較高級的經營人，要麼是殺掉了，要麼是罷免了，總之是突然留下了一個真空期。而且由於他在跟蔣介石達成協議的過程中間，本來已經打算把共產黨給拋棄了，既然是已經打算拋棄的東西，給誰就無所謂了。就好像是你扔進垃圾箱裡面的東西，誰撿去了對你都無所謂一樣。所以，毛澤東在長征後期突然奪取政權，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上海的話，恐怕斯大林會馬上做掉他；或者是發生在較早的時間，在1927年的時候，蘇聯的任何領導人都會做掉他。
但是在抗戰前夜就不重要了，因為紅軍長征這個事實就是表明什麼呢，蔣介石已經履行了1935年的諾言，把紅軍放到蒙古邊境去，這件事情開始的同時，就已經表明著蔣介石和斯大林雙方都已經在履行他的諾言了，在這個諾言之中，消失在西部荒野地區的那支紅軍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毛澤東突然撿到這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最初的時候共產國際還不知道，等到知道了以後，他有點意外，但是也不太難過，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他已經打算扔掉的東西，然後扔掉的東西突然被毛澤東撿回了，他覺得，等於是一個雞肋吧，我本來已經不要了，現在你撿回來了，好，你撿回來就歸你，讓你留著吧，反正我也沒指望你派什麼用場了，今後主要是我跟國民黨打交道的事情。這就是他當時的心理狀態。
而毛澤東呢，他其實是心虛的。因為他對權力結構有清楚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首先他是共產黨內部混出來的人，他當然知道斯大林是能夠做掉以前的所有領導，也能夠做掉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處在比較土鱉的地方，他經常按照三國演義和水滸那種方式搞權力鬥爭，對於莫斯科的高階級，他基本上沒有什麼瞭解。所以他心裡面是慌的。他知道他推倒張聞天的手段不是很合法，按照共產國際的規矩來說，等於是一種先斬後奏的做法。他去和張國燾作鬥爭的做法，則是一種非常無奈的做法，等於是借助敵人的手。雙方都在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中，你掐我我掐你，理論上誰對誰錯那是次要問題，關鍵是誰能活下來，然後毛澤東的政策就是，我逃跑得比你快，等我首先向安全地帶逃跑，把你留在後面給我擋槍，然後，等你留在後面，你的部隊快要打光的時候，無論誰有理誰沒理，反正我的部隊剩下就是我贏。
他掌握政權的手段，既然是這個樣子，他心裡面自然就非常害怕大老闆追究他責任，萬一大老闆不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合法領袖，或者是要派別人來收拾他的話，他其實沒有什麼必勝的把握的，至少在三十年代那種情況下，他是沒有什麼必勝把握的。所以後來延安的第一個機場迎來第一批飛機，迎來了從共產國際經過新疆那條路線派來的第一批共產國際代表的時候，他做出了非常諂媚的表現就是，崑崙山上的神仙下凡諸如此類的話，總之是非常離譜的，哪怕是按照中國歷代王朝那種拍馬屁方式，也是極其肉麻的話。其肉麻的程度，只有在抗戰初期他熱愛蔣委員長的那些情書可以相比。
但是這些肉麻的話，你不要以為他純粹是為了表演，這些部分有一部分是反映了他發自內心的感激。因為他在這些人來之前，是等於處在一種待決之囚的狀態之中的。他沒地方可以跑，跑出去投到蔣介石的懷裡面他也沒有什麼好日子可過；留在這裡面呢，他也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承認他，萬一斯大林突然翻了臉，共產國際來一個欽差大臣，這位欽差大臣一旦降落了以後，第一句話就是，毛澤東篡黨奪權，罪該萬死，那怎麼辦呢。他當時在陝北那一點核心部隊，對付張國燾或者是對付劉志丹那還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來一個蘇聯代表，就即使是他當時弄出來的那些核心部隊也不一定會跟著他走的。
沒想到蘇聯代表一來以後，他就帶來了斯大林的旨意，斯大林居然承認他了。他這種感激之情那是發自肺腑，終生難忘的。你要懂得人類的心理狀態，就要明白，你在危機困苦的時候，有人給你一飯之恩，你一輩子都不會忘；你在榮華富貴的時候，別人給你送一百萬大銀，你都不會當回事兒。為什麼呢？因為你在窮困的時候，多拿一碗飯和少拿一碗飯關係到你能不能活得下去的問題；而你很有錢的時候，別人給你一百萬，你無非是稍微好了一點點，沒有你那一百萬，其實我也不在乎。
像光武帝為什麼在成功以後他非常懷念當時在河北被王朗追殺的時候，跟他一起同吃麥飯那些人。那麥飯對他非常珍貴啊，當時他像逃犯一樣四處躲藏，如果找不到那碗麥飯的話，說不定他就餓死了，也就沒有東漢了。以後他掌權以後，已經是天下共主了，就算是別的州縣給他送來無數黃金，他也不稀罕你那點黃金，他高興要黃金的話，身為皇帝，什麼樣的黃金得不到呢。成吉思汗也是這個樣子，他被其他部落追殺得只剩下十三個夥伴，在沃勒遮拉河飲黑水的時候，那點臟水給他的印象寶貴，那些臟兮兮的水是他唯一能夠找到的水，要不然他很可能在被追殺的過程中就渴死了。從他變成天下之主以後，他哪裡缺這點水，他一聲令下，會有多少人跑到最好的礦泉那兒去給他送礦泉水出來。這時候你送給他再好的禮物，他也不會像是懷念當初那點臟水那樣懷念。
對於毛澤東來說，三十年代斯大林這個不殺之恩是對他異常重要的。但是到五十年代的時候，你就是給他送一百五十架飛機他也不太感激了，因為他那時候好歹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了，不給他一百二十架飛機他也是主席，少給他一百二十架飛機他也是主席，多了這一百二十架飛機他會強大一點，少了這一百二十架飛機他會弱一點，但是還不至於馬上滅亡，得到一百二十架飛機以後，他會更強一些，但是也不會強多少。這種情況下你給他送禮，就不要說是送飛機了，就算是送原子彈，他也不感激你，因為他這個基本盤已經弄到了。所以赫魯曉夫後來實際上是把原子彈都送給他了，但是他最後還是掐赫魯曉夫。
你要真是從客觀標準來看，赫魯曉夫對他比斯大林要好得多了，斯大林那麼刻薄，只給一點點，赫魯曉夫給得要多得多啊。但是赫魯曉夫給的時候，他自己已經有了那麼多，給得再多他也不珍惜的。斯大林給的時候，他雖然給得少，但他是很珍惜的。而且赫魯曉夫來的時候，他就算是還處在弱勢，他也覺得，現在的蘇聯領導人至少要殺我已經辦不到了。而斯大林跟他打交道的時候，斯大林要殺你，不會比殺李立三或者是殺埃韋特那種人困難多少，說兩句話，你的人頭就落地了。不要說是給你東西了，就算是讓你活著，就是對你莫大的恩典。這個恩典是實實在在是沒齒難忘的恩典。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間，其實毛澤東是很懂分寸的，他要做到在各方面之間都周旋好，各方面哪一方面都不能得罪。斯大林的意思是要他搞好統一戰線，意思就是說，你要做我的禮物，去替蔣介石犧牲，這樣做蔣介石才肯替我犧牲。他不能夠公開違背斯大林的意思。因為斯大林要他對蔣介石好，所以他也不能公開違背蔣介石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根據他在中國內地長期鬥爭，以及他從三國水滸之類舊小說學習的經驗，他明明知道這樣當犧牲品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他跟其他共產黨員不一樣。如果他真是十月革命那種黨校、列寧學院一路培養出的幹部的話，說不定他真會相信共產主義的真理，為共產主義犧牲多麼值得那些話。
但是他不是。他是在年紀很大的時候才加入共產黨的，他早年的生活早已把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投靠共產黨以前，已經投靠過胡漢民和其他許多人了，在政治上已經是有過很多次不同的投機了。可以說是性格、價值觀已經固定。所以說，一個人在中年以後搞的投機，是很難改變他的基本價值觀的。他不可能完全信仰共產主義。他後來跟著共產黨走，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說，因為他已經上了這條船，沒有別的選擇了。而且人在中年以後，你如果再重新改換職業，這個機會成本是損失很大的。但是他不可能像是其他那些從小就是共產黨培養大的人那樣，真心實意的願意把自己都去犧牲掉。所以他一定要在這個夾縫中間想辦法，讓自己不要犧牲，寧肯讓別人去犧牲。
所以他這種政策必須要分為幾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最核心的步驟，他必須鞏固他在延安的地位。這個鞏固就要做到兩點。第一，他要做人事上的調整。他在共產黨中央是後來的人，必須要培養出一些自己多多少少能夠信得過的人馬，而且由於共產黨組織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情報部門，如果情報部門繼續留在周恩來這種人的手裡面，那他是寢食難安的，如果繼續留在陳賡這樣的人手裡面，那他也是寢食難安的。他要控制情報和組織這兩個系統。但是這兩個系統本質上講是由蘇聯一脈相承培養出來的人控制的，他要在這些系統大動干戈的話，如果引起了斯大林的懷疑，斯大林懷疑你要背叛他，那你會馬上完蛋的。所以他必須掌握好這個剃刀邊緣的分寸。第一，他要向斯大林說明，我做結構上的、人事上的調整，我不是針對蘇聯的，我調整以後只會更加忠於蘇聯；第二，在調整的過程中間，他又要實現自己對共產黨本身的改造。這兩點要同時做到是異常困難的，必須真正是非常精通人情事理、又非常擅長玩兒權術的人才能夠做到的。
我們現在知道他已經做到這一點了。看他的步驟，他主要就是靠兩個人做到的。一個是康生，一個是劉少奇。這兩個人的特點是什麼呢？第一，他們都是蘇聯嫡系的人，他們在黨內起家的時間，其實都比毛澤東早，而且是比毛澤東更靠核心的人物。毛澤東是一個游擊英雄，等於說是，按照蘇聯的術語來說，其實他是一個圈外人。游擊英雄這些東西就是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幹的事情，是帶一點江湖草莽性質的事情。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幹的事情是組織工作，工人運動這些，劉少奇一開始就是搞工人運動出來的，周恩來一開始就是搞情報工作的人，這些人是比較內圈的部分。毛澤東呢，他搞的那套梁山好漢式的做法，是比較外圍的東西。如果人家翻一翻臉說你是游擊習氣，槍斃你都有可能的。游擊隊員出身的人要在紅軍中間出頭，甚至爬到中央委員會，那是絕無可能的事情。但是正因為你是外圍，所以你自由活動的餘地就比較大。
他現在既然通過長征已經上位了，你又要達到既讓斯大林滿意、又要讓自己站得住腳的這個目的呢，那你就要在情報系統組織內部選新人。這個新人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他必須是蘇聯信得過的人，必須是蘇聯原來培養的人；第二呢，在這個前提之下，他是能夠跟你交好，能夠看清形勢，看出我毛澤東是個人才，為我毛澤東服務是不會吃虧，然後我們今後結成緊密聯盟，是有勝利希望這種人。所以說這個人必須自己既有能力又有眼光，跟毛澤東還要能夠投契。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符合這標準的兩個人就是康生和劉少奇。毛澤東在黨內的主要地位，包括整風運動、毛澤東思想的發明、毛澤東在黨內作為領袖地位的確立，這主要是劉少奇的功勞，主要是劉少奇把他捧起來的。在情報部門內部，所謂的中央社會部內部，確定毛澤東的統治地位，主要是康生做的。
劉少奇做的事情在明處，所以大家比較清楚，現在很少有人不知道整風運動和劉少奇發明毛澤東思想、捧毛澤東的事情。但是康生到底做了些什麼，有很多事情仍然是在迷霧之中。他做過很多很神秘、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像是江青從上海來到延安的時候，中央社會部首先是報告，中央社會部的主席就是毛澤東，說江青是國民黨的特務，他們說這句話的依據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沒有人知道，但是，康生作為中央社會部的副部長和實際當家人，向毛澤東做一個報告說江青不是特務，然後從中央社會部又拿走了一些文件，然後江青就順利的在魯迅文藝學院安下家來了，然後江青莫名其妙的和毛澤東好了起來，其他的中共領導人全都反對，又是康生跳出來說了幾句話，然後說了幾句話以後，其他人全都不吱聲了，江青和毛澤東就順利的結了婚了。就連這些浮在表面上的事情，到底真實的內幕是什麼，就是沒有人真正知道。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毛澤東當了中央社會部主任，透露的是什麼信息呢？就是，第一，他想抓緊情報部門的權力，他已經看出了核心情報部門的重要性。因為以前像陳獨秀、瞿秋白那些，像向忠發那些領導人，他們沒有自己去兼任中央社會部主任，也就是說，中央社會部的前身是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局的局長不是由黨的主席直接兼任的，而毛澤東是第一個直接兼任中央社會部的人，他已經看出了職務的危險性和重要性。這說明他是一個很有遠見和政治判斷力的人。按說他是個鄉下出來的土鱉，又處在比較遠離黨的權力中心的地位，要看清這一點不大容易，因為有好多處在上海中央內部的人，都喜歡那種炫耀性比較強的位子，而不大喜歡像情報部門那種隱蔽性很強、實權很大，但是不大顯眼、不大閃閃發光的角色。而毛澤東接觸中央系統的時間不是很久，他居然一眼看出了情報系統的厲害，這可以說是，他已經比資產階級世界大多數政治評論家和共產黨內的許多實際政治家看問題眼光准。
你就算說是，毛澤東這個人就算在別的地方有很多壞處，但他確實是判斷權術和人際關係這方面有一定的穿透力，這個穿透力比大多數人要強。這種能力很可能是天生的，就是說是，你如果教一個人下棋的話，有些人你就是教不會，有些人看了幾步棋局以後，觸類旁通，他學得非常之快。這一點，你簡直搞不清楚先天差異是什麼，反正就是有的人怎麼教也教不會，有些人是一點就會。毛澤東在權術這方面，他一定就是這種自學成才、無師自通、一點就通那種角色。所以他接觸了很短的時間，他已經看出了這個部門的重要性。
但是第二，他在這個部門中完全沒有自己的人，憑他在三十年代初期那種江湖式的經歷來說，他接觸不到這個系統的人，也沒法控制這個系統。他當了這個社會部的主席，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這是流於形式的，如果你掌握不了下面的幹部結構，你歸根結底還是不能真正掌握這個系統。所以這個副主席康生就變得異常重要了。康生一定是跟毛澤東做過非常密切的交談，因為康生自己也是有黑歷史，有很多材料說是，後來有很多人黑他，說他在上海跟國民黨做過什麼什麼交易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這個不大可能，或者說也不大有意義，因為國民黨當時的政治氣氛跟後來共產黨掌權以後不一樣，也就是說國民黨抓到共產黨黨員以後，你很容易就被放出去的，只要你大體上寫一個聲明就是說，我現在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錯誤，我以後再也不跟共產黨打交道了，人家很容易就把你放出去的。有好多共產黨員，很可能包括劉少奇，都幹過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件事情並不能表明你跟國民黨做過什麼真正的政治交易，因為國民黨比共產黨要好忽悠得多。康生那些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那還很難說，因為他除了這些事情以外，他跟上海的東正教徒有聯繫，而東正教的系統，代表著克格勃的內圈，等於說是克格勃在全世界滲透宗教組織的一部分，跟他指揮的共產黨這個系統不是一個系統。
所以，這些草蛇灰線聯繫在一起，給人的印象就是，至少給我的印象就是，康生這個人，他在共產黨，即使是在共產國際的情報系統中間，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他到底是不是負有蘇聯內核一個更核心的使命，比如說像是內保系統，他可能負有更核心的上級出來，考察其他情報部門的特殊權力或者特殊使命，所以他才能夠在各個部門之間來回跳躍；或者是他真有其他身份或者什麼的；或者說，他雖然沒有其他身份，但是他是一個慣於渾水摸魚，而且判斷力特強的人，他在這種各方犬牙交錯的形勢之下，認為有必要為了自己的利益，向各方面做些試探，在試探的過程中間，給自己找到一些必要的信息。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都是無法證實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在陝北跟毛澤東做過相當於是輸誠式的表白。後來有些人記載說，他坦白的內容是，他交待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期的很多疑點，促使毛澤東信任他。但這個說法肯定是不正確的。因為照毛澤東當時的處境來說，他如果不信任康生，那麼原因肯定不是因為康生背叛了黨或者背叛革命事業什麼的，他需要康生的主要理由，就是他需要在情報部門內部有瞭解情報部門內部而又願意忠於他的人。
其實我想，如果康生真的有什麼污點的話，對毛澤東是更好而不是更壞。如果他一點兒污點都沒有的話，毛真的不能夠有把握完全控制他。你想，如果康是個無懈可擊的人，那麼即使是雙方口頭達成一個聯盟的協定，康答應說是要擁護毛當主席、鞏固他的權力的話，毛真的能夠完全信任他麼？如果毛手裡面一點都沒有他，沒有什麼可以給他，也沒有什麼能夠讓他害怕的東西，而且在共產黨系統內部，你可以說是，你掌握有能讓別人害怕的東西，比掌握有能夠讓別人高興的東西還來得更重要一點。
當然這些都只能是純粹猜測。他們到底達成了什麼交易，康生到底向毛澤東坦白了什麼，我們不可能知道。但是我們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後果就是，康生至少是在最初十年是充當了毛澤東在控制情報系統的一個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間，周恩來和李克農的勢力好像都邊緣化了，他們漸漸的被排擠到從此到白區工作的範圍內部去了，而中共的情報系統內部漸漸的產生了一個新的系統。
大家要清楚，就是說，建國以後，白區黨和紅區黨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在毛澤東當權以前，白區黨和紅區黨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白區黨才是真正的黨；紅區黨都是黨控制下的苦力和外圍，根本不重要的。雙方發生分裂，而且紅區黨好像顯得比白區黨更核心，那是由毛澤東開始的事情。康生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他在，紅區黨才能存在一個組織核心，而且因為這個組織核心更接近於毛主席的緣故，漸漸的還產生出了一種紅區黨優於白區黨，最後鬥倒白區黨的整個趨勢。而劉少奇就不是這樣的，劉少奇他主持的仍然是白區的主要工作，他繼承了比較早的傳統。這一點其實是已經是注定了他們後來的結局：為什麼劉少奇後來會變成黨務官僚系統的領袖，被排擠到外圍，最後被鬥倒鬥死；而康生為什麼會終毛澤東一生都處在神秘而隱蔽的地位。
在康生死以後，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他到底幹了些什麼，也沒有人能說清楚他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和好事。鄧小平和他的同事把康生說得如此之壞，但是又沒有說出他到底幹過什麼具體的壞事。照他們攻擊康生的那些言論來說，好像真的不能說康生比其他人更壞，因為他們說康生幹過的那些壞事，跟鄧小平他們自己幹過的那些同樣的壞事相比，好像一點兒也不會更壞啊。如果康生幹過這些事情就是壞事的話，至少就我瞭解的話，鄧小平幹過的事情比這嚴重得要不知道有多少了，無論按照人類的標準衡量還是按照共產黨的標準衡量，我都可以在鄧小平身上找出比這更多的黑點啊。但是，既然鄧小平反對康生，而且黨內又有這麼多大佬都跟鄧小平一個意見，所以康生肯定是幹過什麼的。
所以合理的推論就是，他確實幹過什麼，但他幹過的這些事情是如此的危險，以至於你不能公開說出來，你只能夠用其他一些罪名來掩飾它。就好像說是，我要整一個人，但是我不能說出他真實的罪名，我只能說他生活作風有問題或者說是奢侈浪費，別人一想到就會覺得，奢侈浪費、貪污腐化或者其他什麼事情，這不都小事麼，大家不都幹過麼，為什麼要特別處罰他，肯定有其他什麼原因。但是其他原因是什麼？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法知道。但是你可以肯定，他能夠說出來的這些原因大概不會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好說。而且很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跟毛本人有聯繫，而且跟毛鞏固在黨內權勢那個過程中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個聯繫大到這個程度，以至於如果把這個聯繫拖出來的話，牽連的人可能不是毛一個人，可能會牽連到周恩來或者劉少奇或者牽到其他什麼人，以至於造成後來很尷尬、很難收場的情況，因此是提都不能提的。我覺得這個說法，這雖然也是毫無實證的假設，但是相比於其他同樣毫無實證的假設相比，這個說法似乎是最符合共產黨內政治生態、因此可能性最大的假設。
毛澤東在黨內的經營是一方面，在白區方面，他的作用是比較被動的。首先，白區工作，他自己是不熟，也幹不出什麼成績；第二就是，白區工作是斯大林本人親自關心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根據全世界的一盤棋來判斷的，毛澤東這個地方性領導還沒有資格對這些工作發號施令。例如像東南局常駐上海，它從事的有些工作是完全超出中國、甚至超出亞洲範圍的東西，有很多資助是從墨西哥和美國來的，有很多指示從那兒來的。饒漱石從列寧學院出來，從美國回來，直接就去東南局工作，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在斯大林的算盤當中，可以說他在美國和歐洲的經營是最重要的，在東亞還是次要的，東亞的下級很可能是處在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應該幹什麼，但是不知道上級要你幹這些事情的理由。而東南局在這個方面，由於它佔領了遠東局的生態位，他跟資產階級世界有非常廣泛的聯繫，它所從事的工作的複雜性是延安這個角落裡面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延安必須依賴它。無論從物資方面、組織方面和信息方面，上海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窗口。美國共產黨是離共產國際中央是非常近的，它根據在美國的形勢、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統一的形勢，來考慮遠東的大局。這些大局反饋到上海，然後反饋到東南局，最後才來到延安。在這種情況下控制局勢是非常微妙的。
毛所採取的政策，你得說是，差不多是他在這種局面下能夠採取的最好政策。他的政策就是，第一，他基本上是順勢而為的。主持武漢抗戰的不是毛澤東，而是王明，它是王明在莫斯科的直接指揮下所從事的。從事東南局工作的是劉少奇和饒漱石，這兩個人都是毛澤東以前黨的舊系統，毛澤東也很少干預他的工作。他的手段是通過中國傳統的那種人事干涉的做法，避免讓東南系統的領導形成太大的團結，希望讓他們彼此之間掐來掐去。像饒漱石和劉少奇最後就變成敵人了，這跟毛澤東的挑撥是很有關係的；後來饒漱石和陳毅又結成死敵，這也跟毛澤東的挑撥是很有關係的。
這一點你從後來的黨史記錄就可以看出來，儘管他們的語氣不同、價值觀不同，但是即使是從價值觀不同的敘述當中，你也可以看出很多真相來。例如像黨史的記載實際上是這樣的：它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無比偉光正的角色，說他在饒漱石跟劉少奇掐的時候、饒漱石跟陳毅掐的時候，保持了非常公正的立場，讓各方面都各得其所。但是對於一個精通權術的人來看的話，他採取的政策實際上是這樣的：他向所有各方都放出虛假的希望，他讓饒漱石相信，毛澤東是一個很土鱉、很好騙的人，只要饒漱石打一個電報出去，毛澤東就會輕易下手把陳毅做掉。然後他這個電報打出去以後，饒已經在新四軍內部和東南局幹部中做好了工作，讓他們形成反對陳毅的聯合陣線，把陳毅整個差一點兒，當場就要送命那種地步。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按兵不動，一直讓所有人都以為他是支持饒的。然後，他把陳毅召到延安，讓饒漱石本人和東南方面所有幹部都認為，陳毅這一回是送死了的。但是到了延安以後，他不但不讓陳毅去送死，反而在延安的中共代表大會中提高了陳毅的地位，給他說了各式各樣的鼓勵話。等風頭過去以後，饒所組織的那些批判陳毅的幹部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以後，他突然把陳毅派回到新四軍中，恢復了他原有的地位，然後饒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地位上。在這種情況下，陳毅肯定是恨他的，同時陳毅非常感激毛澤東。從陳毅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是他的大恩人，他本來已經被饒漱石整得快要死了，到延安去是抱著凶多吉少的感覺去的，突然毛主席這樣對待他，不僅是口頭安撫了他，給了他空頭的頭銜，而且最後把實權都還給他了，他怎麼能不感謝毛澤東呢。
但是饒漱石也沒有理由反對毛澤東，因為他在把陳毅放回新四軍的同時，極大的提高了饒漱石的權力，是饒以前的前任從來沒有得到的權力，他不僅把新四軍和長江以南的權力托付給饒漱石，而且還把山東一直到滿洲沿海地區的所有權力都托付給饒漱石。大家知道饒漱石是從東北起家的，他從東北再去蘇聯，然後再到美國去工作，然後再從美國返回到上海。對於東北的工作，他是輕車熟路。而新四軍、八路軍通過山東這條線聯繫到東北，這是一條重要的經濟輸送線，山東的抗日根據地是通過把山東的土特產販運到滿洲國來賺取利潤的。通過他跟山東和江蘇的日軍達成交易，保證津浦路的安全，從而緩解了新四軍和八路軍在發展根據地方面兩線作戰的問題了。這些工作，他都是交給饒漱石的，饒漱石控制了山東和江蘇的全部的幹部任免。陳毅雖然恢復了職務，但是一方面他的級別仍然低於饒漱石，另一方面，黨的傳統仍然是黨指揮槍，掌握黨務工作的人對軍官系統的人仍然享有一定的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毛得到了什麼呢？第一，他使陳毅和饒漱石兩個人已經是結成了深仇大恨，不可能和解了，至少對饒這樣多疑的人，他永遠不可能再信任陳毅了；第二，他讓饒和陳兩個人誰都打不倒誰；第三，這兩個人相互鬥爭的時候，都感到有一種希望，覺得毛澤東是最有可能支持他們的人。這種結果恰好就是任何一個善於玩弄權術的君主所能夠選擇的最佳路線。饒漱石和劉少奇的情況也是一樣的。饒漱石後來有一句名言說是，為什麼跑到哪裡去，總能碰上劉少奇，劉少奇總是擋我路呢？他沒有認真考慮過，是誰把劉少奇放在這個位置上？就是毛澤東啊~
但是你要說毛澤東猜疑劉少奇，不是這樣的。四十年代是毛澤東和劉少奇關係最緊密也最好的。對於劉少奇來說，劉能夠爬到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那跟毛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如果不是毛在斯大林的允許之下爬上了共產黨的最高地位的話，那麼劉是不可能坐上第二把手的，他不可能掌握到全國幹部隊伍的任免權的。毛澤東同樣是需要劉少奇，在整風和審幹的運動中間，真正能夠做毛澤東助手的人，其實，在四十年代，毫無疑問是劉少奇。在後來解放戰爭初期和土改時期，真正能夠做毛澤東左膀右臂的也是劉少奇。其他人呢，都是處於比較外圈的地位。
周恩來和李克農，一個被派到重慶，一個被派到桂林去。這意味著他們被，等於說是被送到了不太重要的地區。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有兩個中心的。一個中心就是，自1927年革命以來的一貫中心，這個中心是上海。國際共產主義的信息、組織和來源是首先到上海的。這個中心的真正負責人是劉少奇，劉少奇通過饒漱石，饒漱石再通過潘漢年，操縱在上海的活動。第二個中心是毛澤東上台以後產生的第二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延安。毛澤東在延安搞的許多活動，包括延安整風、幹部整性、招攬丁玲這些文人搞魯迅師範學院、搞文化整頓和知識分子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在共產黨內部算是創新，目的就是在於在延安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在最初這個權力中心還不能替代上海，他還必須對上海的中心採取非常統戰的做法。
但是毫無疑問，重慶和桂林這種地方，是給流放者準備的。如果他真正信任周恩來，夠資格主持整個白區工作，那麼他適當的做法就是，派周恩來去上海。周恩來是非常熟悉上海的，1927年的上海起義是周恩來主持的，四一二政變以後連續有好幾年，周恩來基本活動基地在上海，上海地下工作，周恩來是異常熟悉的。但是毛沒有把他派到這個地方去，他讓饒漱石、潘漢年這些人去。這些人雖然也是蘇聯繫統的人，但是論資歷、論經驗來說，其實不如周恩來的。他把周恩來派到重慶這個比較閉塞的內地去。蘇聯在重慶的那些外交官中間，雖然也有很多特工，但是論級別和分量，那是遠不如蘇聯派駐上海和香港的人。這就是一種貶黜。李克農呢，他被派到桂林這樣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比起他當年在江蘇蘇區當政治保衛局局長，一呼百諾，除了黨中央就是他最大那種情況來說，更是沒有辦法比了。這等於是一個永久性的失寵。
這種做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中共的情報系統在貶黜了周恩來和李克農以後，毛化的程度有了進一步的提升。我們不能說它已經完全被毛澤東控制了，因為毛澤東跟斯大林的不同在於，就是，斯大林在幹掉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以後，他確實能夠有效的掌控克格勃。克格勃在三十年代的那個權力竄起，跟斯大林本人在黨內的權力竄起是一個同步過程。與此同時，托洛茨基搞的那些軍事情報系統被搞得很慘，死的死，槍斃的槍斃，流放的流放，整個機構的地位也急劇下降了。克格勃是斯大林能夠控制的，也是斯大林自己培養的。
但是，中央社會部，它不是毛澤東自己培養的。它只是毛澤東在原有系統中間，挑出了像潘漢年這樣，原先地位不太高的人，用他來取代或者說是排擠周恩來和李克農這樣原先地位很高、經驗很足的人。他也加強了他的權力，因為他原先在這個系統中是一無所有的，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權力了，但是他遠遠沒有達到斯大林操縱克格勃那種得心應手的地步。就從周恩來、李克農這些人的下場就可以看出來了。周恩來終其一生，毛有好多次對他很不耐煩，非常猜忌，但是他必須得等周恩來自然死亡。斯大林是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的。如果毛在黨內的勢力真的跟斯大林一樣大的話，他就算不把周恩來殺掉的話，也會把他拿去流放的。居然哪怕是純屬門面上都不能讓周恩來離開，這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
另外一些側面就說明，毛對康生也不是絕對信任的，否則他為什麼在延安時代要把任弼時安在他身邊呢。任弼時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是一個輔助情報機構的人。從經歷上講，他不是政治保衛局系統出來的，也就是說他不是蘇聯培訓的專業情報人員，但他也是搞鋤奸工作的，我們可以這麼說，他是一個土鱉鋤奸工作者。毛對任弼時為什麼這樣信任呢？任弼時真的有什麼特長麼？如果他要說真有什麼特長的話，他的特長就是，在正規的、高度專業化的蘇聯式情報機構以外，安插了另外一個雖然技術水平不大夠、但是畢竟也懂點情報工作的人在身邊。他在身邊同時用了兩個人，這對於領袖來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不要讓任何部下掌握壟斷的權力，不要讓自己落到非依賴某一個部下、少了他就不行那種地步。康生儘管已經是他自己弄過來控制情報系統的人，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要留一步保險棋，在身邊還要放一個任弼時，即使任弼時的能力和各方面都不如康生，但是有他在那裡，毛在情報這方面就用不著絕對的依賴康生了。任何熟悉權術的人都可以看出，這種安排既是高明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是僅僅從黨務組織的角度來看，那完全是多此一舉的累贅了。
你要是對照三、四十年代毛澤東整黨的做法，你就可以對他做出兩個評價，就是說是，毛澤東在世界共產主義的格局中間，絕對不算是最心狠手辣的人，他殺人殺的比斯大林要少得多，比列寧要少得多，比托洛茨基要少得多。他整人，經常是用中國傳統的宮廷政治的手段，用暗的辦法來整人，讓你吃暗虧，奪你的權，但是表面上，如果你是局外人的話，你還看不出這個奪權和放逐的系統，很可能還以為他們之間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他能夠用這樣巧妙的手段，能夠在不用直接消滅你肉體生命的情況下，能夠罷免你的權力，同時讓外圍的人，至少在暫時還看不出來權力結構已經有所改變。他對付張聞天和周恩來都是這種手段。這也可以說是，他在布爾什維克黨原先那種極度殘酷的鬥爭倫理之上，增加了一些東方式宮廷政治的鬥爭方法。這些鬥爭方法，殘忍性不如布爾什維克，但是狡猾性則是大大加強了。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另一個判斷，就是，毛澤東之所以會這麼做，是他權力機構不夠鞏固的產物。他如果有能力，有斯大林一樣的掌控能力，甚至說如果有波爾布特一樣的掌控能力的話，誰也不敢預料他會幹出什麼事情。他之所以這麼幹，對於政治家來說，不是仁慈而是必要。因為他時刻沒有忘記，他不是斯大林的親生兒子，而被他整的那些人反倒是斯大林的親生兒子。他不能有絕對的把握說是，整死了這些人，斯大林會不會有反應，因為這是王明事件給他得出的經驗教訓。他有充分的理由證明，斯大林跟蔣介石達成協議以後，斯大林已經準備拋棄王明，如果沒有這樣的把握的話，他最初就不敢做王明。但是做王明做了一半的時候，季米特洛夫又來傳信說你不准再做下去了，而他就乖乖的聽命了。如果他享有絕對權力的話，應該不會是這樣。
一個享有絕對權力的人是怎麼樣的呢？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就算是對小人物我犯不著這麼樣，但是對王明這樣，已經不是小人物了吧，已經可以對我構成直接威脅的人，如果我拿不准這種人有沒有威脅的話，那麼我最安全的手段就是，不管你是真反還是假反，我假裝你是真反了，殺錯了你，大不了將來給你平反，反正威脅是解除了。萬一該殺而不殺的話，把你留下對我個人有直接危險。這兩種危險：該殺但是沒有殺你，另一種危險是，不該殺你但把你殺了，兩種危險哪一種更大呢？一個合格的權術家肯定會說，後一種危險更大。如果我錯誤的沒有殺你，我自己的老命可能不保；如果我錯誤的殺了你，我頂多是以後認一認錯，給你家屬一些平反昭雪的待遇而已。兩種危險中哪一種更可怕？任何權術家都會說，先殺了你再說吧。他居然沒有怎麼做，那主要是說明什麼？他沒有絕對的權力，他不敢保證他做到什麼程度會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少冒險就最好是少冒險。
斯大林哪怕在抗戰時期，流露出要收拾毛澤東的跡象，那不是一次兩次。毛澤東自己也很清楚，他有些小動作是得罪了斯大林的。如果說他開始的時候，在武漢抗戰的時候沒有積極抗戰，還可以抵賴一下，因為他至少讓王明去抗了，那麼在1943年和1944年，他抵賴不過去的。因為那時候斯大林是直接命令他，把八路軍派到接近蒙古和東北邊境的地方去，在那裡牽制日本。因為那時候蘇德戰爭已經爆發，斯大林很擔心日本在這個時候，在蘇聯已經嚴重空虛的東部邊境掐他一下。這跟二、三十年不一樣，二、三十年的時候，蘇聯主力在東部邊境，那時候西部邊境比較平靜，因為有波蘭隔在蘇聯和德國之間。但是蘇德戰爭已經爆發，在這個緊急情況下，東部邊境已經完全空虛了，西伯利亞軍和遠東軍，能夠打仗的部隊已經傾巢出動送到西線去了，東部只剩下些老弱殘兵。日本如果在這時候掐他，後果是相當嚴重的。他希望毛澤東替他分憂，到東北和內蒙古這兒去，替他分散日本的壓力。但他在1943年和1944年兩次提出要求，都被毛澤東賴過去了。這種手段蔣介石早已經領教過很多次，但斯大林，可以說他這輩子第一次碰上有人這麼對待他。以毛澤東對斯大林的瞭解，他不可能不擔心斯大林會黑他的。
同時斯大林在抗戰時期已經有好多次陰陽怪氣的暗示說是，中國共產黨太缺乏組織紀律，有的時候甚至說出了很可怕的話來，就是皖南事件那一次。皖南事件那一次尤其可怕，如果你不熟悉蘇聯共產黨的語言系統的話，你可能看不出來，但是熟悉的話你就可以看出，斯大林當時是動了殺心的。當時是，皖南事件爆發以後，雙方的外交官在重慶都做了些交涉，蔣介石向蘇美兩國盟國都做了交待的，理由就是新四軍如何如何不守紀律，如何如何破壞抗戰，不是說我蔣介石心胸不夠開闊，不搞統一戰線，是他們太搞破壞了，讓我實在受不了，總之是不得不整他了。蘇聯大使當時留下的材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剛剛看過，上次我去香港的時候查的就是這方面的資料，蔣介石告訴蘇聯的材料中間，包括這些事情：新四軍不但跟日本達成協議，跟日本人停火，專門打國民黨，而且還破壞了國民黨在河北、山東、江蘇的三個省政府，國民黨在敵後的這三個省政府和他的大批的、多達數十萬人的敵後軍隊，都是在這個時期被八路軍和新四軍給幹掉的，而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幹掉這些國民黨省政府和國民黨軍隊以後，並沒有真真正正跟日本人打仗，津浦鐵路反倒是一直暢通的，諸如此類。
而且國民黨的代表級別相當高，不僅包括當時的外交人員，還包括蘇聯方面認為是跟蔣介石不和、認為可以統戰的另外一些將領，包括桂系和粵系的其他軍官，還有白崇禧在內，這些人從各個角度向蘇聯提出報告，都是，總之是黑新四軍的，認為新四軍做了各式各樣破壞抗戰的事情，而且不但游而不擊，而且跟日本人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蘇聯大使當時的回答是打官腔性質的，就是說是，抗戰時期敵後戰場形勢如此複雜，以至於到底誰是誰非，我大使個人是很難判斷的，但是貴大使和貴將軍這些人報告我的材料，我會忠實的轉告斯大林大元帥。可以想象，這些材料他不會不轉告的。斯大林會怎麼判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蘇聯代表肯定把材料告訴斯大林了。
另外這方面，毛澤東這個系統，他也通過黨內的渠道，向斯大林反應情況。他報告的當然是完全另一個版本，是對他自己有利的版本。他向斯大林建議，蔣介石現在背叛統一戰線的企圖已經是如此的明顯，他建議斯大林給他以必要的支持，讓他把大河南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統統集結起來，交給彭德懷當總指揮，用這批主力迅速的進攻重慶。他建議說是，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是由親蘇勢力和親日勢力共同瓜分中國，在這個格局中間，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是多餘的。他建議說是，汪精衛政府是代表日本的，毛澤東政府是代表蘇聯的，這兩種系統可以根據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這個前例，共同瓜分中國。四川這塊地方在內地，理所當然應該歸他；而在東南沿海的那些地方，不妨留給汪精衛。雙方共同消滅蔣介石，把蔣介石的地盤和軍隊瓜分掉，這對雙方都是有好處的。他不是單說了這句話，而是他在給蘇聯作報告的同時，他也給彭德懷這些人下了很多具體的指令，集結華北的各路新四軍，集結華北的八路軍，集結黃河和長江之間的新四軍，準備執行他進攻四川、瓜分蔣介石的這種任務。
但是斯大林的反應是異常嚴厲，等於是非常不給面子的痛罵他一頓，大意就是說，現在在抗戰的緊急時間，提出這種意見是喪心病狂的，至於說，你說葉挺如何如何好吧，在我斯大林看來，我看他也沒什麼了不起，游擊英雄嘛，我們蘇聯多的是游擊英雄，我斯大林就參加過國內戰爭，在我們偉大的國內戰爭中間，我們蘇聯也有很多了不起的游擊英雄，他們非常勇敢，在反對白軍的戰鬥中曾經立下過無數的戰功，但是因為違反紀律的緣故，都被我們的政府毫不留情的槍斃了。這個警告實際上是很巧妙的，從他的語氣上來看，因為討論的是葉挺的問題，所以毛澤東可以做兩重理解。從形式上來講，他可以說是，你毛澤東不要上當受騙，葉挺不是什麼好人，他可能騙了你，葉挺這種人如果在蘇聯的話，我們很可能把他槍斃的，你為了顧全抗戰大局，應該把八路軍、新四軍裡面不守紀律的游擊英雄好好整頓一下。這句話可以說是上級領導給你的一個忠告，我對你還是信任的，只是你應該管好你的部署下級。但是他背後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意思在裡面，是指桑罵槐的意思，我表面上指的是葉挺，但是實際上就是指的你毛澤東和朱德。
為什麼呢？因為在共產國際的宣傳部門的系統中間，游擊英雄這個詞並不是好詞。在中國革命當中，這個詞原先並不是用在葉挺頭上。熟悉中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你如果說共產黨是游擊英雄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共產黨將領都可以說是游擊英雄，但是唯獨葉挺是例外。葉挺是國民黨的正規軍將領，是北伐軍將領，他是共產黨系統軍官中間最正規的一個。如果葉挺算是游擊英雄的話，那你說賀龍算什麼呢？算土匪頭子？連最正規的人都被算成游擊英雄，難道斯大林的意思是說，你共產黨全都是游擊隊員嗎？不是這樣。你得從三十年代共產國際的世界性宣傳中間去看，它當時宣傳遠東革命，給各個人安排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例如蘇兆徵這種人，給他宣傳的說法是，東方工人運動的領袖。給其他人也有其他相應的宣傳口徑，只有對毛澤東和朱德這兩個人，他們的宣傳口徑是：這兩個人是東方革命的游擊英雄，他們好像神話中傳說中的巨人，他們的腳步所到之處，周圍幾十里的人民群眾就會懷著神秘的想象，想象著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來臨。
這個稱號和他們在宣稱方面的描繪，透露出的信息是什麼？第一，游擊英雄這個稱號是朱毛二人，這兩個上過井岡山的人專有的，它不適用於葉挺，也不適用於白區那些工人運動領袖，他就是專門適用於井岡山的游擊隊員；第二，這些游擊隊員不是純粹的布爾什維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在宣傳的時候是不能用這種神話傳說中的語氣說的。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得到的稱號一定是：他的列寧主義的水平多麼多麼高，他的工人運動如何如何，組織紀律如何如何，組織水平如何如何之類的內容一定要包括進去的，一定要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內容，而且這些具體的內容一定要跟組織和理論這兩個方向有關係。也是只有朱毛二人，他太另類了，也就是說在蘇聯的革命經歷中間很少有這種梁山式的人，蘇聯革命和內戰中，或者是在歐洲革命之中，它都沒有像是中國革命中出現的這種梁山式的上山落草這種社會革命方法，所以蘇聯人在他的宣傳之中，不知道該怎麼描繪這種人，他們只知道原有的描繪方法對你不太適用，於是最後他乾脆用北歐神話中的語氣來描繪。因為寫這些文章的人要麼是蘇聯本地的人，要麼就是在美國和歐洲的共產黨員，這些人對歐洲的文化傳統很熟悉，但對遠東水滸傳的傳統一點都不熟悉，他們想來想去，只能用北歐的神話中間，描寫山精靈鬼怪這些詞彙來描寫這些人。這就表明了這些人的另類性質。
毛澤東有沒有知道別人是怎麼描繪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斯大林肯定是知道的。斯大林用這種話來描繪他，是含有殺機的。他等於是在暗示說是：名義上是說，你可以殺掉葉挺這些人；實際上是在說，當心，你和朱德這種人我也可以把你殺掉的。皖南事變發生的時間，比起後來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出兵東北和內蒙古，要早一兩年。所以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斯大林又發現毛澤東連出兵東北和內蒙也不肯去，對他的不滿意程度肯定是有進一步增加。在他看來，毛澤東當時要動員八路軍和新四軍去打四川的時候表現得是如此之勇敢；現在要他去打一打日本人，他推三阻四的，表現的如此之不聽話，這種對比太尖刻。對於斯大林這樣刻薄而精明的人來說，他不可能心裡面沒有想到什麼的。
但是，1943年和1944年對於斯大林來說，也是個很關鍵的時代。為什麼蔣介石這個時候，突然把盛世才給弄出了新疆，那也不是偶然的。也就是因為蘇聯在這個時間，它衛國戰爭正處在最艱難的階段，在遠東的力量已經被拆的只剩下空架子了，所以不是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讓他吃啞巴虧，蔣介石也是讓他吃啞巴虧的。可以說是，在抗戰初期，蘇聯的主力還在遠東，德國和蘇聯還交戰的時候，給蔣介石一百個膽子，他也不敢去動盛世才，那時候的蔣介石非常依賴蘇聯的援助，而蘇聯的援助是走新疆路線的。但是現在既然是，第一，蔣介石已經得到一部分美國援助；第二，蘇聯自顧不暇，蘇聯對蔣介石的援助已經終止，新疆現在變得不重要了，同時蘇聯在東方的實力空虛，在這個時候做一下盛世才，量你蘇聯也不敢反對。蔣介石和毛澤東同時看清了蘇聯在這個短暫的機會窗口的弱點，所以都採取了相應的行動。但是他們的地位畢竟不一樣：從理論上講，蔣畢竟是一個比較外圍的人；而中國共產黨，它畢竟還是共產國際系統的人，在毛澤東以前，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敢用這種態度對付蘇聯的。
這次事件，對毛以後在內戰時期和朝鮮戰爭時期的表現，應該是有很大影響的。毛在心裡面是有鬼的。他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經驗來判斷的話，覺得他既然在斯大林最需要他的時候拋棄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在他最需要他的時候，如果突然報復他一下，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斯大林居然沒有這麼做。在毛和蔣爭奪東北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斯大林不但沒有拋棄毛澤東，反而給了他巨大的關鍵性的資源，這件事情也是毛澤東畢生感激的。斯大林等於是兩次對他有大恩：第一次是在他剛剛上台的時候，可以殺他的時候沒有殺他，反而幫他鞏固了在共產黨內的地位；第二次就是在毛自己以為已經得罪了斯大林的時候，本來斯大林可以如法炮製的報復的時候，斯大林居然以革命大局為重，不但沒有報復他，反而幫了他。所以他對斯大林是有雙重的感激之情的。
這種感激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於朝鮮戰爭時期和以後他對斯大林感恩戴德的回報上面。當然他參加這場戰爭也是有很大的回報的，沒有朝鮮戰爭就不會有旅順口，也不會有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大量資源。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這個時候，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毛澤東，已經不像三、四十年代的毛澤東那樣迫切需要資源了。四十年代中期的毛澤東得不到這個資源，很可能會滿盤皆輸；五十年代初的毛澤東得不到這些好處，雖然會吃大虧，但是還不至於滿盤皆輸。從毛澤東後來在六十年代那種耍橫的做法來看的話，如果他耍橫的結果不至於讓自己馬上完蛋而只是讓自己吃一個大虧的話，他耍一耍橫這種事情他還是能夠幹得出來的。他之所以沒有幹得出來，其中除了耍橫會吃虧以外，還是考慮到斯大林對他畢竟有恩，他欠斯大林的情，這一方面他還是有所考慮的。
但是這是從毛澤東那個比較低級的角度來考慮的。從斯大林的角度來考慮的話，他很可能不太把蔣介石在新疆算計他或者是毛澤東在蒙古東北邊境上算計他這點小事放在心上。對於他來說，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是一個地方性的領袖，而且是次要地方的領袖。斯大林眼裡面考慮的是什麼呢？全世界革命這個大局問題。這個世界革命大局主要是在歐洲和美國，東亞是一個比較次要的東西。所以什麼叫大人不記小人過，就是說他在考慮大局的時候，他考慮的主要是美國人，而不是考慮的中國任何領袖。
毛澤東可能認為他在東北還幫了大忙，但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上講，斯大林對1945年以後的蔣介石和毛澤東，最初是沒有固定立場的。他的考慮政策，不是考慮到蔣介石和毛澤東有沒有對不起他或者是有沒有對他有好處，他主要考慮的是，支持哪一方能夠最有效的防止美國人進入亞洲大陸。在這個時候，日本既然已經垮台，他主要忌憚的就是美國人。他對蔣介石的主要擔心是，害怕蔣介石把美國人引進了東北。斯大林對南方並不太介意，但是他是下定決心要把東北納入他的勢力範圍的。如果蔣介石把美國引進東北，他就絕對不能容忍蔣介石。如果蔣介石願意在東北做出讓步的話，他願意在新疆做出讓步，願意在延安做出讓步，這些地方對他來說都是次要的，但是東北對他來說是生命線，他絕對不願意看到美國軍艦出現在東北的港口上。
但是對蔣介石來說，他走了致命的一步棋。蔣介石的考慮就是，抗日戰爭是為了東北而起的，我們受了這麼多時間的辛苦，如果到最後連東北都收不回來，我這仗就算白打了，別的地方還好讓步，唯有東北不能讓步。其實，不讓美國人進入東北，其實對蔣介石也沒有什麼，但是蔣介石沒有軍艦，他要運兵的話，不靠美國人是不行的。其實美國人也沒有想要東北，美國人對整個亞洲大陸都是很不關心的，而且美國人在朝鮮戰爭以前，對亞洲大陸的基本政策是復原、撤退，他根本就不想要留在亞洲大陸。
但這些事情斯大林都不知道。斯大林最初期對東北的態度是國軍和共軍都在進東北，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政策是，大城市和鐵路線歸國軍，邊遠城市歸共軍，是這樣，雙方都照顧到了。只要蔣介石願意在東北跟他合作，大體上講，細節問題他是不管的，東北的蘇軍奉了嚴命，不准共軍靠近重要大城市，要他們懂得守規矩，就是說是，不要到太露臉的地方去，我們暗中可以照顧你，但是你不要指望什麼都歸你。但是過不了幾個月，他的做法就有了戲劇性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在東北跟他發生了許多細節上的衝突，例如戰利品的處理，中蘇合資企業。但是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一個：美國軍艦運載國軍抵達了葫蘆島。
葫蘆島是什麼呢？葫蘆島是張學良父子修建的一個港口，其目的是為了替代旅順口。因為旅順口已經被日本和俄國控制了，所以為了跟日俄競爭的話，他就想建立另外一個港口，這個港口就是葫蘆島。葫蘆島是一個競爭性的港口。在日本人在的時候，日本人最討厭的就是葫蘆島，因為有葫蘆島在，他佔領旅順的政治軍事效果就減少了一半。等到日本人走了，蘇聯人佔領旅順口的時候，他跟日本人一樣，他也是最討厭葫蘆島。有葫蘆島在這兒，你蘇聯控制旅順口的價值也就是減少一半。
如果說別人控制葫蘆島他還不太擔心的話，而美國軍艦一到葫蘆島，那他就無比的擔心了。雖然其實美國軍艦來了就走了，但是斯大林在這次事件以後，他的立場就迅速發生改變。以前他要求共產黨不進大城市和鐵路線，以後，他反過來了。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是在罵蘇聯，你們為什麼對國民黨比對我們還要好。但是，這次事件發生以後，蘇聯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他反而要催促共產黨趕緊進駐大城市。林彪本來想先進北滿，避開南滿的國民黨正面之鋒，蘇聯人還要罵他，你們為什麼這麼保守，我們得到的指令是，你們趕緊搶佔南滿，像你們這樣慢吞吞的來，南滿都被國民黨搶佔完了，而東北的工業基地主要是在南滿，你佔住哈爾濱對你沒幫助了，一定要聽我們的話，趕緊跑，要跑得快一點。這種態度跟他們在抗戰剛剛結束最初幾個月的態度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這個大轉彎之間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葫蘆島的美國軍艦。對於斯大林這種人來說，他對全世界範圍的力量對比，比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要清楚得多，他不大受地方性利益的羈絆。在他看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當權，他都有辦法能控制得住，但是美國人來了就一切都完了。如果美國人真的在葫蘆島建立了軍事基地，恐怕蘇聯在旅順口那個軍事基地還得趕緊撤走，不撤走的話就連一點安全感都沒有。他害怕的是美國人，蔣介石那還是次要的問題。如果蔣介石不把美國軍隊引來的話，雖然不敢絕對肯定後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肯定他的處境會比後來有利。斯大林一旦發生政策轉變，那麼毛澤東以前得罪他的小事就不太重要了，無論如何都要把蔣介石趕出東北。只要蔣介石還在東北，那麼他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把美國軍隊引進來，就算現在美國軍隊走了以後，誰敢擔保他第二天不會為了什麼什麼亂七八糟的中蘇之間的小衝突又把美國人引進來報復蘇聯呢？現在蔣介石已經不再可信了。無論如何，只有蔣介石滾出東北，斯大林才能夠安全，這件事情無論如何要做到。
以後，各種援助都來了，包括蘇聯的鐵路小分隊，蘇聯的炮兵分隊，蘇聯的飛行員都來了。沒有這些人的話，林彪是沒法打仗的。他打仗靠的是誰呢？蘇聯工程師的小隊在那兒一面給他修鐵路，他一面破壞國民黨的鐵路，一面蘇聯的鐵路專家替他修鐵路。蘇聯遠東軍越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江面，不斷的給他運送武器，大批蘇聯飛行員和坦克手和炮手，在東北民主聯軍中間作戰，蘇聯顧問睡在林彪的身邊。要知道，當時林彪本人的身體已經非常壞了，自從他在抗戰時期被別人誤打了一槍在蘇聯療養以後，病也沒有治好，他在抗戰後期以後也一直是一個病人，所以毛澤東叫他到軍校去培養軍官，不讓他實際打仗，因為他身體已經很差了。在東北戰爭的過程中間，沒有那些蘇聯顧問他是沒法打仗的。同時，東北戰爭，特別是南滿的戰爭，少不了朝鮮和大連這兩個後勤基地的支配，而能夠支配這些後勤基地的，不是林彪，林彪在黨內沒有這樣高的地位，只有蘇聯代表才能夠同時指揮大連的蘇軍基地，指揮大連的文武官員，同時指揮北朝鮮的蘇聯軍隊和朝鮮共產黨人。只有在這些力量同時調動的情況下，林彪才能夠打敗國民黨軍隊。
而蔣介石呢，如果放棄東北，把主力軍放到南方，對他可能還要好一些。因為照他這種打法，其實已經很清楚，只要蘇聯強勢介入東北的話，那國民黨無論如何都打不贏的。他在東北投入的力量越多，他的損失就越大。他既然把主力軍都投到東北去了，結果就是，東北軍喪失的時候，他在南方已經沒有主力了，結果他連南方也守不住。斯大林在南方本來是沒有一個固定立場的，如果國民黨非常知趣的一開始就拋棄東北而防守南方的話，斯大林會不會支持毛澤東渡江，這是很難說的事情。但是既然已經造成了這種不禁打的局勢，你已經把主力耗光了以後，南方完全空虛了，那麼斯大林也只有說，勝利者不受責備，你既然都已經打下來了就都歸你吧。
所以，毛澤東的勝利有一部分是國際形勢陰差陽錯的結果，另外一部分是他鍥而不捨的結果。除了毛澤東以外，你很難想象共產黨領導人有哪些還能同樣做到這些。如果是周恩來、劉少奇當權的話，從他們的出身和歷史路徑來看，他們的政策會非常接近於王明，而且他們也是白區黨出身的人，他們不可能不執行蘇聯的政策。而在這個非常微妙和敏感的狀態中，只要是在幾個月的機會窗口中間執行蘇聯的指令執行得太嚴格了，共產黨可能在抗戰的初期就完蛋了。或者在抗戰結束的時候，就會錯過這個極端重要而又沒有辦法替代的這個機會窗口。就是因為有毛澤東這樣狡猾的人在這個關鍵時刻救了共產黨，如果沒有他對蘇聯陽奉陰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話，遠東革命很難有實際上發生的這種成功。
但是他成功的真正因素，他又不能講明白，如果講明白，倒反而顯得像是，好像是說他對革命事業不忠一樣。所以就形成了一種非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他的宣傳部門要實事求是的指出，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這一點其實是實際情況，其他的共產黨員是沒有這樣的素質和本領，也沒有這樣的打算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說出他對共產黨真正的貢獻和這些共產黨的真正理由，這個理由一旦說出來，那麼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就要變成國外顛覆勢力的代理人了。雖然實際情況就是這樣，但是這話你總不能公開說出來。
如果按照斯大林本人的謹慎性格和他的穩打穩扎的方案的話，他很可能容許蔣介石作為一個緩衝國在南方存在，只要你不跟美國人走得太近，同時把東北完全划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主要是蔣介石不肯配合，所以這一招走不成。但是毛澤東的勝利給蘇聯帶來的，可以說是極其巨大的負擔。在東北戰爭進行的當時，蘇聯基本上已經是搞到比衛國戰爭最困難的時候還要狼狽的情況了。衛國戰爭那時候還有美國人給他大批援助，但是現在戰爭已經結束，美國人同時停止了對蘇聯和中國的援助，所以蘇聯只能靠自己了。蘇聯為了支持林彪的戰爭，基本上是把壓箱底的東西都拿出來了，各種物資都非常奇缺。國家計劃委員會不斷的給部委發命令，特種鋼材你們要節省，電線要節省，橡膠要節省，這些東西都是東北戰場亟需的，蘇聯暫時先缺幾個月沒有關係，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不能讓東北戰場缺東西。
尤其缺乏橡膠。橡膠是熱帶地區才有的，它的主要產地都在英國人和荷蘭人的殖民地當中。在蘇聯跟西歐國家還是同盟國的時候，這些國家會慷慨的把他們的橡膠原料輸送給蘇聯，但是現在這個原料是非常困難。所以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交涉中間，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交給周恩來做的，香港對他們相當重要，重要性在哪裡呢？通過香港的紅色商人，可以以代理人的身份，以不顯山不顯水的方式到南洋各廠家去採購橡膠，然後把這些橡膠通過香港轉口運到蘇聯，經過蘇聯加工以後，再運到東北去，運到林彪手裡面。這個線路是哪一個環節都不能少，沒有南洋的橡膠原材料是不行的，沒有蘇聯的橡膠加工工廠同樣也是不行，當然，沒有香港的長期經營的地下黨組織和紅色商人，同樣也是不行的。
你如果說周恩來的系統對革命有什麼主要的貢獻，那麼，這個主要的貢獻就是他在香港的長期經營，如果沒有香港的這個基地的話，中國革命也是不一定會勝利的。不僅在內戰期間它為中國革命提供了關鍵性的物資，而且以後，在經營東南亞革命的過程中間，在整個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和蘇聯繫統整個都被排斥在國際貿易之外的情況下，香港是它主要的出氣口。這個出氣口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前，北洋政府的時代和國民黨的時代，中國海岸基本上開放的時候，香港這個地方不重要，上海比它重要得多，各個港口都可以跟國際貿易接通，香港的地位並不重要；但是中國倒向蘇聯以後，整個海岸線等於就虛設了，有很多至關緊要的物資是非依靠香港進口不可的。
於是這些做法在香港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紅色商人階級。這些商人他們發家致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能夠為周恩來的地下黨系統充當代理人，替他們採購各種東西，而共產黨對這些紅色商人的依附，比起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他們本國資本家的依附要大得多。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要買東西，它當然選擇對象是很多的，買誰的東西都可以；但是這些紅色商人，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是經過長期培養和考驗以後，能夠信任的極少數人，其他的商人和資本家取代不了他們的地位。這種特殊的統戰外圍，你要說他們是間諜也可以，你要說他們不是間諜而是統戰對象也可以，其實他們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這種人發揮的特殊作用，可以說，以後在東南亞革命中還會出現，但是在四、五十年代以前的共產主義革命中，就沒有這樣的先例。
這種組織形態可以說是遠東革命對世界共產主義做出的一個特殊貢獻，它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五、六十年代以後的革命中，甚至體現在冷戰結束以後，在中國本身的共產主義性質已經剩不下多少的情況下，這個組織系統在現在仍然存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必然會在香港和東南亞國家，變成未來的一盤大棋的一部分，以其他的身份和角色發揮很特殊的作用的。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