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近代史三講（二）
2015年10月31日上海講座
我們剛才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三種不同秩序。這三種秩序相互作用於遠東這個地區的時間有一定的差值，這個時間差影響到後來許多問題，可以說吧，也給後來許多想裝點歷史的人提供了很多方便。因為它往往用擬人化的手段，以為國家或者各種勢力之間是有一個一貫的性格，忽略了它們在不同時間起的角色變換作用。就拿日本、中國和俄國這三個角色來說的話，在一戰以後的這段時間都有它自己的角色演化期。大體上來講，二十年代的日本，它追隨的是英日聯盟以後的那種國際協調主義路線；三十年代以後的日本，則轉向挑戰國際秩序的路線。這個轉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明治以來，亞洲主義者和親歐洲主義者長期衝突的表現；另一方面是由於英國勢力撤退以後，日本在遠東繼續充當英國代理人漸漸變得得不償失了，而加入條約破壞者的行列，對它來說反而是件更加有利的事情。
中國這方面呢，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採取的立場是基本上矛盾的，以至於它們之間的國家構建的基本理想也都發生了角色倒錯。本來革命黨在辛亥時期提出的那種炎黃子孫的概念，恰好就是梁啓超和君主立憲派提出的那種中華民族的反面。所謂的炎黃子孫的意思，就是否認中華的民族存在，要把南方的十八省的漢人單獨拉出來發明成為一個新的民族；而中華民族的存在，就是要抹煞炎黃子孫作為一個單獨建構民族的可能性，要把大清的所有居民重新捏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用中華帝國取代大清帝國。而蔣介石和孫中山之間呢，在這個點上恰好發生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斷裂。後來這個斷裂被汪精衛抓住了，因為他通過對孫文本人著作的總結，就得出結論說是，孫本人始終是一個泛亞主義者，他那些理論應該是這樣那樣的，跟蔣提出的中華民族理論是不一樣的，從他這個泛亞主義的邏輯，必然要得出中日滿提攜的結論，諸如此類。然後蔣介石又根據他的新發明的中華民族的理論，跟三民主義結合起來，把孫中山重新塑造成為文武周公堯舜以來的道統的繼承人，把國民黨由帝國解構者和革命力量變成帝國繼承者和國際主義的力量。這個角色的轉換過程非常倉促，以至於可以說給國民黨自身的性質上面留下了很多草蛇灰線的痕跡。可以說吧，早期的國民黨與其說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不如說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一個支部。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我剛才提到過，在開始的時候提到過，日本泛亞主義者的理想是遍及整個東亞文化圈的，而不是僅僅限於日本和大清的版圖的，但是我講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只限於中日兩國。我現在提一下就是，對於泛亞主義者來說，他們玄洋社、黑龍會並不僅僅是扶持了中國同盟會和孫中山的朋友，它在朝鮮和其他地方也是有所作為的。像玄洋社，他們最早期在朝鮮就參加過重大的政變活動。像電視劇《明成皇后》這一類的通俗作品中也提到過這些，只不過是把雙方的角色搞顛倒了。因為閔妃，就是明成皇后，她的家族在李氏王朝時期，曾經幾次改變立場，在日本勢力上升而大清基本上垮台以後，他們的立場轉化為聯俄制日，依靠俄國人的保護阻止日本獨佔在朝鮮的勢力。而開化黨人則傾向於依靠日本的支持，去推翻宮廷和保守派原有的政治結構。朝鮮的開化黨人和同盟會員也有一個同樣的毛病，就是他們的行動能力很差，以至於他們的打手，像孫中山在惠州起義的時候一樣，也主要需要依靠日本的遊俠團體。在這個過程中間，玄洋社起了核心作用。在開化黨人發動的反對閔妃的政變當中，名義上是朝鮮的革新派在搞政治行動，實際上他們主要的衝鋒趕死之士是玄洋社給他們提供的志士和浪人。可以說在朝鮮和中國的近代化改革中，日本浪人發揮的是一個無名英雄的角色，事後編纂的朝鮮歷史和中國歷史都很巧妙的把他們的名字略去了，但是如果真的把他們從歷史上略去的話，那麼這些革命恐怕就不能發生或者至少是面目全非了。
國民黨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後，接著又跟蘇聯決裂以後，經歷了一個意識形態方面的困境。因為第一期的國民黨，就是同盟會時代的國民黨，它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一個支部，它跟朝鮮的開化黨人和越南的開化黨人，以及緬甸的德欽黨人這些，可以說是同樣的勢力。它們是日本泛亞主義者的衛星黨。它們跟日本黑龍會這些組織的政治上的關係，就相當於是中國共產黨、波蘭共產黨，跟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它們是衛星，總部是在日本的。在發動北伐的那個期間，國民黨是蘇聯的一個附屬品。它在當時是極力爭取加入共產國際的。它力圖想通過跟蘇聯發展良好的關係，從而壓住內部的共產黨人，由國民黨而不是由共產黨作為蘇聯在遠東的主要代理人。在四一二政變和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等於說是國民黨同時擺脫了它創建時期的兩個教師和保護人，但是教師和保護人為它的結構形成提供了基本模式。它在發明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實際上是混合了日本的意識形態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把兩者結合起來了。他的設想就是，重新建立一個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南京和重慶建立的那個中心，將要發揮黑龍會在日本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的地位，在它周圍也要培養出一系列衛星性質的小黨，然後新的這個國民黨通過新的意識形態，將要替代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解放亞洲，發揮相當於蘇聯共產國際在亞洲那個核心作用。
這種步驟就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國民黨的衛星黨。大致上現在能夠考證清楚的有以下幾個組織。第一個，就是現在看上去地位最重要的，韓國臨時政府。韓國的流亡者當中也是分為幾派的，像李承晚那一派長期流亡在美國，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而金九這一派呢，則長期流亡上海，依靠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特務機關的支持，像吳鐵城、戴雨農這些人，對他們進行長期保護、支持和訓練，希望有朝一日，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足夠強大以後，代替莫斯科和東京，變成革命和秩序的輸出地。那時候的朝鮮，就可以通過國民黨的援助，從日本的衛星國變成未來的這個中華民國的衛星國，實現它自己的解放，擺脫它自己的殖民主義地位。
第二個組織是西藏革命黨。西藏革命黨是國民黨在1935年以後，通過收買西藏的少壯派僧侶建立的一個組織。它的第一批成員，是西藏，可以說是神權政府當中的一批年輕的僧侶。他們在原來的老達賴在世和達賴死後的攝政統治之下，基本上是沒有發展前途，於是被國民黨招募了以後，名義上成立一個西藏革命黨這樣的組織，實際上是國民黨在西藏的一個支部。他們的主要組織是暫時潛伏起來，在國民政府實力還不足以直接深入西藏的時候，暫時潛伏起來，逐步積蓄實力，然後配合革命黨政策，對西藏本身實行革命，推翻西藏的舊制度。
第三個組織是中國國民黨台灣支部。它名義上叫做中國國民黨台灣支部，但它主要的人員是三十年代台灣自治運動失敗以後分離出來的左翼。這跟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有關係。1935年，日本人在台灣進行地方改革，和三十年代末期的軍國民主義運動，對台灣原先的自治運動起了一個攔腰斬斷的作用。等於說是，大棒和胡蘿蔔並用。一方面，自治權力的擴大，滿足了一部分地方精英的參政企圖。35年以後，台灣的各地方、各州市獲得了法人團體的身份，有權力支配自己的糧食、物資儲備和資金。這樣做，一部分地方士紳的選舉權資格也有了一定的擴大，一部分地方士紳會對這個讓步感到滿意。另一方面，對不滿意的那一部分，在加強統治和軍國主義化的過程中間遭到了嚴厲的鎮壓。結果原先老派的自治運動領袖，也就自然而然的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傾向於滿足於日本現有的讓步，繼續在體制內給自己爭取地位，留在台灣島內；而激進派對於這些讓步感到不滿意，繼續企圖堅持武裝鬥爭，在台灣島內就無法立足，不得不流亡了。
流亡以後，他們自然而然的會出現需要資助者的情況。這些資助者在大陸方面，要麼就是共產國際，要麼就是國民黨。共產國際通過日本共產黨，提出了台灣民族獨立的口號，就是建立了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也就是謝雪紅的台灣共產黨，以上海為主要活動基地。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也是跟日本共產黨平行的另外一個民族支部，所以毛澤東也相應他們的號召，要求朝鮮和台灣同時獨立。另一派呢，則是找到了國民黨作為靠山。他們一共有七八個不同的組織，名字都很像早期國民黨，有叫做革命同盟會的，有叫做獨立同盟會的。這些組織在國民黨的撮合之下，最後聯合起來，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在政治綱領上陷入一個自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他們是台灣獨立運動的主持者。他們最初的出身，都不是大陸人，跟連戰那批人不一樣，他們是台灣原先的本土運動的積極成員，而且比起右派，林獻堂、吳三連那批人是更激進：那些人只要在日本帝國的範圍內能夠實現台灣自治，就可以心滿意足了；而他們不能滿足於台灣自治，希望台灣能夠實現最終獨立，因此完全不能夠得到日本國內開明派和自由派的支持，所以不得不流亡國外。但是國民黨也是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抗戰前夜和抗戰時期的情況是這樣的，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灣獨立，而國民黨則堅持要收回台灣。所以如果你選擇國民黨做你的保護人的話，那你就要順著國民黨的政策來，如果你要在國民黨的支持下，在浙江這些地方召開中央委員會，組織台灣義勇軍，又要國民黨支持練兵的話，那你就要把台灣獨立的口號收起來，只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不談台灣獨立。所以你現在查看台灣同盟會在這方面的材料的話，就會發現他們採取了很微妙很矛盾的做法：在他們的內部口號中間，繼續堅持台灣民族獨立的口號；但在對外政策中間，則高舉三民主義大旗，承認國民政府是他們的保護人，三民主義是亞洲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依照國民黨當時的理論家戴季陶的理論來說的話，他重新解釋過的三民主義，吸收了蘇聯共產主義和日本泛亞主義的很多特色。因為舊三民主義大致上是一個改版，是孫中山把林肯那個民有民治民享加以中國化以後，就改成了舊三民主義。而新三民主義增加了國際主義的成分，它要求國民黨發揮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因為僅僅是中國本部的解放，並不能保障亞洲各民族的解放。他希望亞洲各民族都同時能夠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的約束，在以中華民族這個亞洲最早的民族國家為榜樣，建立周圍一系列的衛星國。台灣是跟它們最近的、跟中華民族關係最密切的地方，它希望把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樣板。它支持革命同盟會搞武裝，在台灣島內搞破壞活動或者說是武裝起義，主要就是出於這個矛盾。
而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這方面首鼠兩端的態度也沒有逃過他們的注意。所以在抗戰時期，日本還沒有被打倒，雙方還能夠合作的情況下，蔣介石願意容忍他們腳踏兩條船，一方面像台灣共產黨和毛澤東一樣，談論台灣獨立是革命的最終目的，一方面又願意接受他們在革命和戰爭時期，願意接受三民主義是一種國際式的意識形態，接受國民政府是全世界三民主義的共同領導這個曖昧的地位；但是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國軍已經到了台灣，這樣的妥協就不必要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初葉，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組織都被國民黨解散了，它的主要領導被蔣介石以匪諜，也就是共產黨間諜的名義槍斃掉，整個組織基本上垮台了。
國民黨下面一個重要的組織是馬來國民黨。馬來國民黨實際上在國民黨黨內的資格，可能比蔣介石和廣州、上海的組織更老一些。因為馬來亞的華人或者是華僑，在英國殖民地時期和清朝末年，一直是同盟會和早期國民黨的重要金主。馬來的人口結構在清朝末期，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發生過戲劇性的改變。在開始的時候，海峽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除了新加坡、檳城和海峽的幾個港口以外，內地很少有華工。十九世紀末葉，英國人開始在馬來內地大肆推行橡膠產業和錫礦產業，大量需要勞工，而這個時候他們招募了大量華工。
招募華工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馬來原有的部落組織不大適應資本主義勞動體系。我們要清楚，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說說是人人都可以搞資本主義的。記得馬克思·韋伯曾經提到過這件事情，就是說是，有些人在殖民地設廠，希望給當地的勞工發工資漲工資，把他們吸引到新的企業中來，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為當地的人習慣於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沒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人人都想多掙錢那種動機，即使他們在名義上做了工人，他沒有辦法遵守工作紀律。如果你用漲工資的辦法吸引他們多乾活，結果是適得其反。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掙更多的錢，而是為了保證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說你原來給他們100塊錢，他們吊兒郎當的一天只工作三個小時，你以為你把他們的工資漲到200塊錢，他們就能夠一天給你工作8小時了。其實不是。你給了200塊錢以後，他原先只工作三個小時，他現在只工作一個半小時了。理由很簡單，我原先乾三個小時掙100塊錢，現在你把工資漲了一倍，我就只乾一個半小時了，因為我只需要100塊錢，我現在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就能掙100塊錢了，多餘的時間我拿來玩兒更好~
但是中國人不一樣。說句難聽話就是，從大清帝國出來的這些華人是以勤勞和生活水平低而著稱的。他們是最佳的苦力材料，因為他們願意接受任何條件的工作，而且希望錢掙得越多越好。同時，他們也跟歐洲的工人不一樣。歐洲的工人經常為了爭取待遇或者是政治權利或其他的方式，不斷的鬧事，搞工潮搞工會什麼的。而華工的特點：第一就是他們願意接受低工資；第二就是他們愛錢，你只要肯給他們漲工資，他們肯定願意多乾活，願意給他們加班費的話，不愁他們不肯12小時中間連續18小時工作；第三就是，他們只講家族，不講社會性的團結，他們有錢了只會給本家弟兄或者什麼幫會組織，他們不會組織工會，不會搞什麼政治活動來分解權力。所以從各方面來講，他們都比馬來的部落民要好一些。
所以，英國殖民者大量的引用華工，以至於本地的華人人口迅速上升，從最初，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不到10%，一直上升到抗戰前夜的40%，在大概是1944年前後，馬來的華人人口一度的超過了原有的土族部落民的人口。主要原因是什麼？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就是說是，比較原始的馬來部落民，他們不適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邏輯；而華人呢，不僅適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邏輯，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很適合奴隸勞動的邏輯，他們不要求西方工人階級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些權利。
在這個過程中間，他們的錢如果按照英國資本家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因為這些人是自動來打工的，所以你可以合理的推論，就是說他們在這兒打工，種植園或其他地方打工掙到的錢，是要比他們在廣東或者福建內地打工掙到的錢要多。所以他們相對於英國人來說雖然沒有錢，相對於內地來說還是很不錯的財主。有很多人在南洋掙到錢以後，就跑到廣東去，去當財主。所以國民黨在革命時期把他們當作重要的募捐對象。
國民黨在這兒是本來就有支部組織的。這個支部組織，可以說在國民革命以前，跟哥老會、三合會、洪門、致公黨這些組織差別不是很大。早期國民黨是有一定的幫會色彩的，它的組織，用比較中立的術語來講的話，是缺乏近代性。北伐和聯俄聯共的政策給它帶來的不僅是金錢和武器的援助，還包括有組織模因在內，也就是說，它給它提供了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形態。可以說是，國民黨在整個民國前期，在華北和中國大部分土地上，它是沒有像樣的支部，或者是根本沒有支部的。北方的各個支部，其實包括山西、河北、東北這些省份，它們的支部實際上真正成立都是在北伐以後，由共產黨員替它成立的。這一點恰好就構成了國民黨後來怎麼也沒有辦法清共的一個重大原因。
別的不說，最近這段時間好像高崗的問題大家談得很熱烈，你只要去看看高崗在蔣介石清黨以後的經歷就可以發現了：馮玉祥在西北建立了一個軍校，讓鄧小平在那個軍校裡面當教官，高崗是那個軍校裡面的學員，蔣介石已經在南京下令清黨了，但是共產黨員仍然是若無其事的在陝西繼續做官，包括在延安縣和其他地方做縣官，名義上的國民黨政府在延安的專員公署和在陝北的新軍，基本上完全由共產黨員包辦。所以蔣介石已經把南京和上海的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但是高崗這批人還理直氣壯的在陝北帶兵。帶兵過了好幾年，把國民黨交給他訓練的兵全都赤化了以後，後來理直氣壯的建立了陝北革命根據地。
馬來的情況也是這樣。馬來國民黨的支部，真正完成改組，還要到抗戰前期，主要也就是因為，無論是在抗戰前夜的建設和抗戰前期的動員中間，是急需用錢的。而這個錢，它動員的對象是非常奇特的。它執行的是屬人主義的動員，不是屬地主義。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當時的理論當中，凡是華人所在的地區，都是它的統治範圍，它的動員範圍包括上海租界地，包括南洋的各殖民地。而動員的方式，按照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法律理念來說，實際上是屬於敲詐勒索。因為就英國統治者的法律來說的話，這些地方的居民，哪怕他是講漢語的，或者說他的祖先是大清帝國的子民，但是現在他們的法律身份，毫無疑問是殖民地的居民和大不列顛的臣民。如果你想，這些臣民未經殖民當局的允許，向他們要錢的話，這個行為在法律上講是屬於敲詐勒索的。而國民黨不僅是要錢，而且還是私設公堂的，對於那些不給錢的人，用當地的幫會組織去綁架他們、強迫他們出錢。於是這樣做立刻就會引起法律衝突。
後來有些記載說是，蔣在上海跟青幫或者其他什麼組織有過合作。其實這是國民黨的一貫做法。因為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後都跟洪門和其他地下幫會有聯繫。照國民黨的史觀來說，這些幫會也是反清義士和國民黨的前奏。在上海租界，為了徵收關稅、消費稅和其他稅收的權力，為了爭取對偷稅漏稅的華商實行審判的權力，國民黨在整個三十年代一直跟工部局和上海租界的外商不斷的扯皮。照工部局的意見來說的話，納稅人應該在它保護範圍內的，哪怕這些納稅人是華人。按照國民黨那些人的說法，他可以承認上海租界的歐洲居民是受工部局管轄的，但是即使在租界境內的華人居民，他認為這些人仍然應該向國民政府交稅。它在馬來亞和南洋也都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所以英國人和國民政府的代理人，他們在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這些地方，在抗戰前夜和抗戰前期，實際上是存在著一種有點像是內戰、有點像是顛覆、又有點像是黑幫衝突那種性質的緊張狀態。這個緊張狀態，你在李光耀描寫他早年生活的回憶錄中實際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來。
國民黨勢力最強的地方，包括馬來亞，包括北加里曼丹這些英國殖民地，但在荷蘭殖民地的華人組織中間，它的勢力就不太強。勢力強弱有一個很好的指標，就是看它弄到錢的多少。國民黨為了抗戰實行的經濟動員是遍及全世界的，往東是遍及哥斯達黎加的華人社區，往南是達到南非的華人社區。東南亞是它的重點經營對象。從它收到的錢來看，出現最多的是泰國、馬來亞、緬甸這三國。泰國從名義上講，是獨立國家，緬甸和馬來亞都是英國的殖民地，真正出錢的人都是當地的華商和華僑社區。對英國人來說的話，國民政府這樣肆無忌憚的在他的領地內要錢，是一件很尷尬也很憤怒的事情。但蔣介石對這件事情始終採取強硬政策，哪怕是在抗戰最緊張的時刻，汪政府已經在南京成立，國民黨留在上海的機構處在岌岌可危的狀態，完全依靠英國人的支持才能夠維持得住，他自己在蔣介石日記裡面還在不斷的痛罵英國人，同時一面還在指揮馬來亞的革命組織為戰後，大英帝國解體以後做適當的經營。
馬來亞是從經濟上講，對國民政府來說恐怕比廣西還要重要一些。當地的華人，按照大陸的標準來說，是非常有錢的。他們捐掉的錢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愛國之心自願捐獻呢，還是在當地國民黨組織半黑幫手段的威逼利誘下捐出來的，這是不大好說的。後一種可能其實比較大。因為從上海租界的情況來看，國民黨實際上就是依靠那些情報組織和地下組織跟黑幫的結合體，來向上海的華人資本家要錢。國民黨情報機構的成長，最初就是為了在它自己不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去用便衣人員實施它的有效統治。這一招應該不是從日本學來的，因為頭山滿和黑龍會那一幫人馬是不會這一套的。很可能是從蘇聯那兒學來的，因為這是共產國際籌款的一個要素。以前周恩來在1927年大革命以前在上海籌款，乾的就是這一套。而這一套的發明者則毫無疑問是屬於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1905年的革命中發明了這種做法，就是說在敖德薩和其他各地資本家的門口放些炸彈。如果你及時的捐一些革命經費，這些炸彈就不會爆炸了；如果不及時捐的話，你的工廠就開不下去了。
然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考茨基的領導之下，認為這些做法是很可疑的，於是召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的法庭來票傳列寧出庭，解釋他這種在馬克思經典中所沒有記載的籌款方法。列寧輕蔑的答復說：你們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富得流油的黨，你們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幾百萬的工人，你們那些工人過的日子比小店主還要好，他們有充分的錢來養活你們這個黨。你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我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處在什麼樣的情況，我們俄國總共的工人階級才只有幾十萬，我們出錢來養這些工人階級還不夠，我們到哪兒去找你們這麼多工人給我們交會費？如果沒有錢的話，我們的革命怎麼才能進行？你們用工人階級交的錢，卻沒有有效的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我們從資本家那兒弄來的錢，反倒有效的維護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就是因為他在第比利斯搶了一家銀行。後來蘇聯在四十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第一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是因為他用了一個蛇皮口袋裝著斯大林從銀行搶來的大批鈔票，坐火車到巴黎，被當時剛剛建立起來的國際警察組織盯上了。後來，列寧在這一次是很吃虧，因為他當時可能是沒有做好調查和準備工作，他搶的那批鈔票是有編號的，他當時不知道，他帶著這些人、帶著錢到巴黎的時候，俄國方面已經用電報把這些鈔票的編號通知了法國警方了，結果這些錢最終沒有花出去。
蔣介石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組建國民黨的警察部隊的時候是有深意的。因為他跟蘇聯不一樣，他不想正式的跟西方翻臉。在名義上，他容許西方的一部分勢力，至少在沿海的這些勢力還繼續存在。但是，他希望通過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組織去做到他用地上組織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黨部，建立軍統和中統的情報機構，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支部還要深入到東北和其他地方去，這些地方都是國民黨的軍隊打不進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進去的地方。但是間諜機構滲進去卻是很容易的事情。滲進去以後搞一點暗殺活動或者敲詐活動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這個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個所謂特務世界。
用共產國際的標準來看，國民黨搞出來的這些特務機關其實是很拙劣的。但是從國民黨自身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們的做法跟戰國俠客差不多，就是宮崎滔天那些肆無忌憚的個人英雄主義者。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抓起來以後，他絕對不肯把刀交給英國警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的規矩，刀就是生命，要我的刀可以，你先殺了我。英國人只好不要他的刀。然後問他，你在這兒幹什麼，以什麼謀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是不乾經商、不乾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的，武士的任務是行俠仗義，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商人可以乾，我們是不乾的。英國人問他，你們吃什麼？答復說，武士四海為家，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會供養我們。英國警察不得要領，頭疼了半天，最後還是只好把他放了。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風。跟著徐錫麟和孫中山搞革命、跟他們在台灣運軍火、在越南運軍火、在上海和南京來回奔走當情報員的日本浪人就是這樣的。他們是一幫無紀律無組織的角色。跟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那批有組織有紀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蔣介石很羨慕那些有組織有紀律的共產黨情報員，所以國民黨最初期的情報機構是模仿共產黨員，模仿周恩來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建立起來的。
這樣就造成另一個荒謬的結果：國民黨的情報機構剛剛建立的時候，它主要招募的就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而且這一點好像不見得是受欺騙的產物。你看徐恩曾和宋子文那些人事後發表的回憶錄，他們肯定要說是共產黨打入了國民黨的情報人員，產生了錢壯飛這樣的地下黨的匪諜。但這一點其實是很可疑的。像錢壯飛他們那種做法，你就真的很難相信徐恩曾他們事先是一點都不知情的。更有可能是，這是一種默契。因為蔣介石認為他很聰明，他會像凱末爾玩弄土耳其共產黨那樣玩弄共產黨和蘇聯，利用蘇聯的勢力來反對西方，同時又把蘇聯的勢力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最後打一擊翻天印把他們全部消滅。蔣很可能是這麼樣搞的。
而且他面臨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國民黨原來在軍隊中間有一定勢力，在幫會中有一定勢力，但是搞黨務工作和情報工作，確確實實國民黨是遠不如蘇聯的。肯不辭勞苦的去搞基層組織或者搞情報組織這種人，一般都是國民黨左派。而國民黨左派中間，潛伏的共產黨員是非常多的。這一點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清黨的當時，最重點被清的對象就是國民黨的各黨部。所以蔣肯定是知道的。知道還這麼用，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這方面的人才就是共產黨員最多，他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共產黨潛伏；另一方面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共產黨員，只要這些人打擊的對象，比如說主要是張作霖、日本人和英國人，他對這一點可以假裝看不見。像錢壯飛這個人，國民黨在上海和東北的情報組織首先是他建立起來的，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張家的勢力和英國人、日本人的勢力。然後等到他最後坑到國民黨頭上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把他搞掉了。搞掉他就說明是蔣肯定是早已經注意到他有一些可疑之處了，但是只要你這些可疑之處沒有直接損害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損害帝國主義利益，我就暫時先放長線釣大魚，等你反過來咬到我頭上的時候，我再把你一刀搞掉。這其實就是凱末爾在土耳其對付蘇聯的做法，而且這個做法是成功的。所以蔣很可能就是這麼做的。
這個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基本上出現了完全失控的局面。也就是說是，無論國民黨在東北基地、在上海基地還是在南洋的基地，都出現了一個被篡奪的現象。就是說，也許在三十年代剛剛開始的時候，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是出於有意的用共產黨員，但把他們控制在不出大事的範圍內，一出大事或者是一出現明顯的危險，就把他們做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自身的勢力出現衰竭，它就漸漸出現了反客為主的現象。結果就出現了，馬來國民黨和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最初是國民黨影響的主要對象，但是在後期，漸漸的被內部的共產黨員顛覆。隨著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情況完全失控了。結果到五、六十年代以後，國民黨在南洋群島的組織幾乎全被共產黨所替代了。而國民黨在那兒的代理人還必須反過來跟英國人和後來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當局合作，為了保全他們在華僑社區的殘餘勢力，跟他們合作剿共。
國民黨的另外一個重要基地是越南。越南國民黨跟張發奎的粵系跟李宗仁的桂系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與其說是法國殖民地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派系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講，一直跟蔣介石貌合神離那些南方系勢力是走得很緊的。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依靠滇越鐵路作為主要供給線。在這個期間，越南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得最快。蔣介石和張發奎對他們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希望將來在日本失敗以後，能夠借助越南革命黨改變越南的政治版圖。後來羅斯福政府，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討論戰後安排的時候，曾經專門問過蔣介石和宋子文，問國民政府是不是對越南抱有野心，還暗示說，如果蔣願意要越南的話，實際上可以把越南划給他。蔣介石一口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從當時和後來的發展來看，他實際上是口不應心的。他可能在政治上講，沒有要吞併越南的企圖，但他肯定像對朝鮮一樣，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鮮都建立親國民黨的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金九和他的臨時政府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他們本來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時候派到朝鮮去，在朝鮮建立親國民黨的政府的。
而越南國民黨做的比這些更過分一點，他們在日本佔領的後期，已經有了自己的游擊隊和地方武裝。從組織角度來看，越南國民黨建立的武裝組織和地方組織，比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地方組織還要稍微強一點，論錢論槍都要更多一些。隨著1945年國軍進入越南北部，越南國民黨的勢力一度到達了最高峰。他們在紅河三角洲一帶以及順化邊境一帶，已經有了每支人數超過五、六千的隊伍。但是他們的軍事組織還沒有完全連接起來。出於外交上的形勢，國軍就不得不撤出越南。他們撤出越南以後，越南立刻就發生了一場小內戰，形式上講很像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的內戰，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黨和越南國民黨在1945年和1946年之間也經歷了一場非常殘酷的內戰。內戰基本是按照殺全家的方式進行的。像後來南越的總統吳庭艷，他的全家就是在這場內戰中間被越共方面給活埋了的。
這場內戰在進行的過程中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都同時進入了越南北部。共產黨後來派出的人，像陳賡這些，早在法國人重返越南以前，已經在越南的西北邊境，就是連接中國雲南、廣西這一帶的邊境，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地。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東北部港口的過程中間，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越南國民黨和從廣西越境進入越南為越南國民黨作戰的桂系官兵。可以說，從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狀況來看，也就是說是，在六、七十年代蘇聯大批用先進武器武裝越南以前，可以說是，越南和中南半島的軍隊，無論哪一方面的軍隊，戰鬥力好像都不如中國軍隊。因為桂軍派出去的那些為數不過是幾百人的軍隊在越南內戰中發揮的作用好像跟他們的人數很不相稱。這些人如果是在中國內戰中間，幾百人，甚至幾千人都算不上什麼；但在對付越共的戰爭中，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憚他們，他們經常能夠以一當五、以一當十的作戰。
最後在日內瓦談判以後，北約完全撤出以後，法國軍隊撤離了越南，越南國軍在北方的勢力完全崩潰了。多達一百萬的天主教民兵在倉促的逃亡過程中間乘坐美國軍艦逃走，而戰鬥人員只有幾千人，加上家屬也不過幾萬人的這些桂軍的殘留部隊，卻好像是非常有戰鬥力，憑借他們的武力，一路從北越殺開一條血路，殺到南越。後來他們在南越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龍族人，其實這個族的含義跟緬甸的果敢差不多，只是為了避開中國或者中華這個名詞而已，其實他們就是從北方，中國這方面過去的華人。越南方面和緬甸方面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只能說他們是當地一個少數民族，自己給自己起一個名字。
在1945年和1946年的內戰中間，越南國民黨和越共之間的戰役，每次戰鬥中間，規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六千人到兩、三萬人參戰。戰爭的結果是越南國民黨的勢力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經過這次鬥爭以後，越共才逐步的建立了大城市。從中央情報局在1954年發表的那個越共情況報告就可以看出，他們接管大城市的那個基本程序，跟共產黨接管華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樣的，也同樣是建立軍管會，然後依次的進行社會清理，整個模式是跟劉少奇在蘇北時的領導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們進駐這些城市以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通中越西北邊境，打通越南和老撾邊境，在這裡建立秘密的交通線。等到法國軍隊和法國人武裝的越南國軍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只能佔領紅河三角洲這個核心地區，靠北部邊境，靠中國邊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撾邊境的地方，已經無法佔領了。法國人回到越南，一開始就陷入一個三面被包圍的狀態，只佔住紅河三角洲。紅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經變成越共的天下。法國人不得不修建一條所謂的德拉特防線，就是繞著紅河三角洲，修建一個堡壘群。在這個堡壘群之內，法國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夠勉強維持；這個堡壘群之外，已經是越共和中國援助隊伍的天下。中國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陳賡，邊界戰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揮下進行的。
國民黨在南洋的分支中間，一個比較小的分支就是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革命同盟實際上跟台灣的革命同盟會是同一系列的組織。它是在以當地華人社區為主建立的一個中左派組織。北加里曼丹主要的居民其實不是華人，它有很少的英國殖民者和大量的生活方式離森林部落相差不遠的土族人。但是比較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也只有華人居民。可以說，華人居民儘管在當地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他們實際上是英國殖民地主要的勞動力和主要的稅收來源。叢林中間那些比較原始的部落居民其實是無法徵稅的。他們也沒有什麼生產。但這不是說他們的生活一定很糟，因為熱帶叢林環境中很容易有大量的物產。當地人實際上是，如果你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吃飽肚皮的話，你簡直就是不用勞動，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好像已經足以吃得大半飽了。基本上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傳統、娛樂儀式和其他各種活動中間，他們基本上不能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英國人在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產業，不得不依靠華人移民充當勞工，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主要是在這些華人移民中間展開。名義上叫做加里曼丹革命聯盟，但是革命聯盟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華人組成的。
而這個革命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的落入了地下黨的手裡面。這時候國民黨已經敗退到台灣，無能為力了。當地華人已經開始有些人覺得北京才是新興的希望了。接下來就是中蘇決裂，中蘇決裂導致了雙方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競爭升級。周恩來在廣東召開會議，召集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參加會議。而葉劍英寫了他那首著名的詩，所謂的赤道雕弓能射虎，意思就是說是，中國將要在南洋推行大規模的輸出革命的工程。北加里曼丹的革命聯盟在這個時期就最後脫下了它的面紗，正式改組為共產黨，而且效仿越南共產黨的先例，展開了叢林游擊戰。這樣的叢林游擊戰，隨著馬來叢林游擊戰的失敗，也就跟著失敗，最後他的殘餘的人員走出叢林投降。有一部分後來移居到海南島，永遠的離開了馬來西亞聯邦。
國民黨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組織，這個不好說。我剛才談到的這些，包括朝鮮、台灣、西藏、越南、馬來西亞和加里曼丹，這些組織是已經存在，而且從事過武裝活動的。國民黨在海外，檀香山，哥斯達黎加，其他地區的那些比較老派的華僑社區裡面，其實也是有類似的組織的，也是收到過一些錢的。但是因為這些地區屬於那種政治秩序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沒有發生過武裝鬥爭，國民黨在這些地區的組織是在五十年代以後才緩慢衰落的。檀香山那個老營，等於說是國民黨的大本營了，恐怕比南京和廣州的組織維持的時間還要早一些，因為那些地方是美國的領土，所以他不可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但是當地的黨組織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還是在積極活動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它認為是這樣的，它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交涉，對它既是福又是禍。是福，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幫助，它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蘇聯對它提供了一種相當於是公司重組方案的組織模因，依靠這一套組織方式，它才能夠搞出比原來更強有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它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動員，抗日戰爭是無法爆發的，它也沒有辦法把它的勢力擴充到傳統的大清邊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沒有這些組織的話，那麼國民黨不大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因為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維爾·帕夏提出的那個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對新的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非常危險的負擔。如果國民黨停留在同盟會時期那個意識形態的話，它不但不能提出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而且還會激烈的反對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把太多的異質性成分引入了它預設的政治空間中間。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等於說是國民政府必須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的革命中心。
僅僅是這一點，就注定了抗戰前和抗戰後的國民政府很難變成西方盟國的一員。因為西方盟國對於東亞的態度始終是曖昧兩可的，可以說是，儘管一戰前的條約體系已經瓦解，但是他們並不希望任何人的勢力發展到過於強大的地步。並不僅僅是說是日本人佔領東亞大陸是他們厭惡的，進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們厭惡的，而國民黨如果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勢力，來接替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勢力，也是他們同樣厭惡的。這一方面，英美兩國是有一定差異，但基本點還是相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佔領滿洲以後，英國外交大臣西蒙最初的想法就是，乾脆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認為日本在滿洲有一定的合法權利，而這些合法權利已經是被國民政府侵奪了。
然後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它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這樣的：建立一個滿洲自治邦，這個滿洲自治邦要由國際聯盟派出的代表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自治邦的主要大臣要由國際聯盟派出去的專家顧問所肩負，中日兩國同時靠邊站，把滿洲變成一個緩衝國。這種方案其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實際上是歐洲國際社會在解決類似的爭議的時候所採取的慣常方法。至少有兩個國家是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巴爾乾的羅馬尼亞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挪威。再往前推，1830年的比利時王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方法建立的。
比利時王國之所以建立，它主要的理由是英法爭霸，英國人不能容許比利時的親法勢力脫離荷蘭以後，把比利時併入法國；而法國人也不容許在英荷兩國存在實質聯盟的情況下，把法國邊境控制巴黎心臟這個要害之地放在英國人手裡面。雙方妥協的結果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其實不是比利時人自己想要建立，而是英法鬥爭迫使他們非要建立不可的。羅馬尼亞和挪威呢，則是周圍的國家，挪威是英德競爭的產物，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國家是英俄德三角競爭的產物。這些地方的地位跟滿洲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地位是一樣的。
國際社會斡旋的最後結果就是，讓當地先空出來，然後迎立一個沒有得罪任何人、地位非常中立的親王去當這個小邦的國王，然後建立一段緩衝期，緩衝期結束以後進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決定他們將來的歸屬。結果公民投票的結果一般是讓這些爭議地區變成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樣做，企圖爭奪這些地方的所有大國都可以差強人意的滿意的。歐洲之所以有這麼多小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遊戲規則的適用。如果中日兩國在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緩衝方案的話，那麼其實，國際聯盟設計出來的這個東北自治政府和它由國際聯盟負責管理的軍隊和政府，實際上早晚會把關東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挪威或者是羅馬尼亞式的獨立王國的。而這個王國一旦產生，實際上後來由東北而起的抗日戰爭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衝突都不會存在了。
你從滿蒙邊區和東南亞邊區這些曖昧的地帶，就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曖昧的。他們實際上是採取一個不讓任何一方過於強大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明確的反對日本人進入亞洲大陸，但是反對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人進入滿洲的情況下，他們也採取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和不承認主義的狀態，但是不承認主義的同時，他們也要強調，國民政府也侵犯了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這些條約權利產生的時間比中華民國更早，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廢棄這些條約權利的。他們調停的結果，是讓日本人撤退，但是同時，也要讓國民黨撤退，是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
日本人越過長城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他們一次一次要求日本人撤退的，但是他們並不認為戰爭責任是屬於日本一方的。儘管蔣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做了很多宣傳工作，但是你從當時的外交報告上就可以看出，英國的外交報告是非常堅定的說是，責任不在日本一方。證據非常清楚，因為，第一是駐在京津走廊的日本軍隊是根據辛丑條約佈置的，性質上就相當於是國際維和部隊，軍事演習是長期以來的慣例，並不是國民黨所謂的侵略活動，這種軍事演習從義和團時代一直到後來北洋時代一直是例行舉行的。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帶的是空包彈，沒有實彈，這樣的軍隊是不能打仗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事變發生當時，負責指揮日本軍隊的日本高級將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如果真是日本人打算策劃事端的話，怎麼可能這些高級將領全都不在崗，軍隊處在沒人指揮的狀態下？
所以他們並不相信國民政府對於戰爭理由的說辭，而且他們並不想要認真追究到底誰是誰非，一味的提出要以恢復戰前狀態為條件，促使雙方共同撤兵。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的條件，實際上吃虧的是蔣介石政府。恢復戰前狀態，就等於是國民黨的核心地帶已經被打爛了，然後重新恢復戰前狀態，等於是重新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或者是塘沽停戰協定，這對於國民黨來說，等於是它的一切抗戰工作就完全作廢了。所以它害怕和約達成的程度是遠遠超過日本的，日本的態度實際上反倒是接近於以戰迫和，它主要是只想保證滿洲方面的安全，在華北建立一個緩衝區，已經顧及皇軍的面子，對於內地來說反而沒有強烈慾望。而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把它拖垮的話，它這場戰爭就算是白打了。
在西藏，在滿蒙邊境地區，更能夠看出英美的態度。英國人直截了當的不承認國民黨對西藏有任何主權，他們認為只有大清帝國對西藏才有宗主權，而革命以後，國民政府本身作為革命集團，他們是沒有直接資格繼承這些權利的。所以國民黨對西藏的種種經營，被英國人視為是侵略行動。英國，尤其是在德里的印度帝國，以各種間接方式維持拉薩的政權。沒有英國人在各方面的保護的話，這個政權不一定能維持的下去。而美國人對於內蒙古高原那些蒙古獨立運動分子，始終保持相當高度的同情，所以後來德王首先投靠日本人以後，但在戰後仍然留著不走。呼倫貝爾和東蒙的蒙古青年組織在北平建立基地，他們主要的求助對象就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國的外交官，他們一再的希望美國人出面，壓制傅作義和蔣介石的勢力，幫助他們把東蒙重新解放出來。
他們的理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主要原則就是威爾遜主義，威爾遜主義要求結束殖民主義，把被其他民族奴役的各民族都解放出來，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國際關係。威爾遜主義在世界各地都是結下種子的。大家都很清楚，五四運動是威爾遜主義產生的直接後果。五四青年提出的主要理論就是，要根據威爾遜主義的原則結束日本對中國的壓迫。但是威爾遜主義在內亞也產生了其他的後果。並不是只有北京大學的學生才喜歡威爾遜總統的，蒙古的革命青年同樣喜歡威爾遜主義。中國人要求日本人滾出青島，而內蒙古的青年組織則要求傅作義從內蒙古滾蛋。美國政府和內蒙古青年組織之間的聯繫一直維持要1948年國民黨全線崩潰的前期。
你從美國留下來的外交文件就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和美國外交官這種左右為難的心理。一方面，他們在亞洲大陸取代英國和日本，自以為自己是負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的。因為他們打倒舊的殖民主義體系，理論上的依據是要求用更加自由平等的威爾遜主義新國際體系去取代這種國際體系，現在有很多人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身上，美國人覺得對他們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不能讓他們失望。但是另一方面，內蒙古是接近蘇聯邊境的地方，蘇聯已經在外蒙古建立了革命政權，在呼倫貝爾建立了直接受外蒙古操縱的革命政權，又在東北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在這些地方進行激烈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間，如果削弱了國民黨一方的勢力，實際的結果不是那些蒙古獨立運動會佔了便宜，而是共產黨會佔了便宜。
尤其是那些蒙古獨立運動的志士，他們把主要對象指向傅作義，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傅作義其實是國民黨內部比較開明的人士，他們覺得國民黨總體上來講很腐敗、很專制，而傅作義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清廉和能幹的人。但是從蒙古人的角度來講，傅作義就是綏遠移民的代表，他們跟其他南方的漢人不一定有什麼直接衝突，但是跟綏遠的三晉移民有直接衝突。因為這些移民從山西來，跑到河套和內蒙古去，把當地的牧地改造成為農田，也就是這批人，和蒙古部落的遊牧民有直接的利益衝突，他們佔了遊牧民族的地方，把那兒改造成農田，就等於是壓縮了原有的蒙古遊牧民族的生存空間。而他們跟蔣介石或者跟白崇禧什麼的，至多是有點理論上和綱領上的衝突，理論上和綱領上的衝突沒有實際利益上的衝突那麼厲害。他們跟傅作義的關係就是要有爭奪土地和水源這個直接利益上的衝突，所以他們跑到美國人那兒去告狀，重點告狀的對象就是傅作義。
而美國人處在左右為難的狀態中。他們覺得，從道義上講，他們第一應該支持這些獨立運動的領袖，但是另一方面，他們說，國民政府是一個心胸狹隘、報復成性的政府，如果我們支持了蒙古這些青年搞獨立，而他們獨立又沒有成功的話，國民政府肯定會用非常殘酷的手段來報復這些蒙古人，那麼我們美國人不但沒有幫著他們的忙，反而害了他們。而傅作義呢，他本身雖然對蒙古人不好，但他卻是國民黨內最開明的力量，如果我們把這個開明的力量給打倒了，豈不是鼓勵了國民黨內的更腐敗和更專制的力量。在我們沒有找到更好的選擇之前的話，這種做法應該是不明智的。
所以最後美國經過反復猶豫以後，只滿足於跟這些蒙古青年進行交涉和保護他們的安全。如果沒有他們跟美國人的這一層關係的話，恐怕國民黨的特務人員在1948年前後早已經把他們做掉了。德王在他逃亡外蒙古以前，最後整個蒙古快要被共產黨佔領的時候，美國人仍然向他們提供機會，如果他當時願意跑的話，他還能夠跑到美國去避難。但是德王堅決不肯，他認為無論如何，他要留在蒙古人的地區，如果內蒙古混不下去的話，外蒙古雖然是共產主義的地方，但是名義上還是蒙古人的政權，他寧可跑到外蒙古去，明知道沒有什麼好下場，但是仍然要堅持到底，絕不願意背井離鄉，到異國他鄉去做寓公。最後他還是跑到外蒙古去。但是結果是外蒙古把他逮起來，又重新送回了中國，然後就把他送進了中國共產黨的監獄裡面。
從美國人和蒙古獨立運動的這些最後交涉你就可以看出，國民黨方面發明了一種神話，就是說是，美國一直是在支持國民政府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日本人的，但是真正的情況不是這樣的。美國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態度一直是雙重的。從理論上講，他是威爾遜主義者，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部分理由，他其實是認可的。後來在延安和重慶負責國共兩黨調停的赫爾利曾經多次表示，他這一輩子最反對的就是殖民主義，而日本人在東南亞解放殖民地居民，驅逐殖民帝國的措施，在他看來並不是那麼邪惡。但是由於外交方面的理由，特別是由於歐洲戰爭重於亞洲的緣故，希特勒是主要敵人，而要反對希特勒，美國必須跟英國結盟，而跟英國結盟，英國又很難主動的放棄東方的殖民地，所以他不得不在這方面做一定的妥協。在亞洲大陸方面，情況也是這個樣子的。因為美國和日本是交戰狀態，所以他必須承認國民黨是美國的盟友。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人真正支持或者同意國民黨對內亞各民族享有統治權的要求，也並不意味著美國人會真正支持國民黨對東南亞各國華人享有干涉權的要求。實際上美國人只是反對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過分舉動，而不得不支持國民黨。當國民黨有機會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中國，而且把東南亞的華人都納入勢力範圍的時候，美國人對他其實也是很不滿意的，這種不滿意體現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東南亞各國的問題上面。就美國政府在五十年代搞的那些文件，以及1950年舊金山和約交涉的過程你就可以看出，無論美國情報機構還是美國外交機構都非常不願意承認共產黨對台灣有主權，他們說，蔣介石是奉盟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去佔領台灣的，但是，佔領台灣只是一個軍事佔領，台灣的最終歸屬還要依靠對日和約來確定。對日和約就是所謂的舊金山條約。
而舊金山條約在談判和簽字的過程中間，英美兩國都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小動作，極力阻止顧維鈞簽署談判。結果等到舊金山條約真正簽署的時候，所有的戰勝國和日本都參加了會議，唯獨國民黨的代表被排斥在外。最後，國民政府不得不跟日本進行單獨談判，另外簽署一個補充條約，就是台北和約。這個做法其實跟華盛頓會議時候的青島條約是一樣的，列強和日本之間簽署了一個九國公約，但是青島問題必須由中國和日本單獨簽署一個補充條約，而這個補充條約在法律上和現實政治中的效果，都不如九國公約來得重要。後來連續幾十年的台灣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由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和台北和約造成的。你也可以說是，從遠東歷史格局角度來看，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和中日特殊條約是預先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的種子。1951年杜勒斯國務卿搞出來的舊金山和約，是凝固了從五十年代到現在的遠東冷戰格局，也為未來遠東的衝突埋下了種子。
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在東南亞，美國的政策是明確反對國民黨利用華僑勢力干涉東南亞的內政的。沒有英美的干涉的話，馬來人不一定有機會戰勝華人，不僅是因為在四十年代末華人的人口一度超過了馬來亞人口，更重要的就是說是，馬來亞的部落組織，它們離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政治方式的距離，比起華人的組織來說還要距離更遠一些。無論是馬來亞的國民黨組織還是馬來共產黨和馬來民族解放軍，它們的組織力量都比馬來原有那些伊斯蘭教組織和部落組織看上去好像是更強大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間，在馬來叢林唯一能夠搞出武裝抵抗，能夠跟盟軍配合作戰的組織，不是國民黨的組織就是共產黨的組織。這些組織在戰後完全可以構成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威脅，在英國殖民統治結束以後，完全可以構成對馬來土族人的威脅。而馬來土族人最終能夠戰勝華僑，歸根結底是英美在冷戰過程中間，對國共兩黨都採取了限制和歧視的態度。
國民黨一面宣傳說，它在冷戰中是美國人的忠實盟友，但它的實際表現始終給人留下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說，它企圖建立跨國的、泛華夏主義的勢力，把國民黨變成一個跨越中國國界的統治中心，而東南亞的華人很可能會變成它的第五縱隊的活動對象。而在西方人看來，國民黨建立的那些組織本身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培養基，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和華僑社區的關係過於密切。伊斯蘭教的社區和基督教的社區都不大容易產生共產黨組織，而國民黨在東南亞建立的組織，幾乎毫無例外的產生了共產黨組織。這些組織是在國民黨組織內部產生的，在很多情況下，組織內部的共產黨人劫持了國民黨人，把國民黨原先建立起來的組織變成了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美國的冷戰鬥爭的組織。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使西方國家對國民黨異常的不信任了。
冷戰的過程在東南亞有雙重意義，對於東南亞的英美勢力和東南亞的土族勢力來說，冷戰、反共和反華實際上是一回事。反共的過程，其實也是對華人社區實行限制和迫害的過程。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政變和馬來的反共游擊戰爭，都是以限制華人勢力和迫害華僑為特徵出現的，這一點一點兒都不是偶然。在當地的伊斯蘭教居民看來，華人社區，特別是國民黨所建立的華人組織，根本上就是共產主義滲透的一個母體和保護傘。要想限制和消滅共產主義勢力，他們必須解決內部的第五縱隊問題，而華人社會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第五縱隊。
而英美，部分出於反共的目的，部分是出於維護他們自己國際體系的目的，在獨立戰爭時期的憲法條款的安排上，明確規定了以土族為優先的保護制度。如果沒有這些保護制度，在馬來西亞最初建立的二十年當中，這個國家很可能落到李光耀或者是民主行動黨或者是其他諸如此類的華人政黨當中。初期的東古·拉赫曼時代的馬來人還缺乏比較現代的政黨，這些政黨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後，隨著馬哈蒂爾和拉扎克這一輩人才逐步產生的。在這中間存在一個真空期。在這個真空期如果沒有英美的冷戰勢力的干涉和情報組織的積極支持的話，華人組織，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華人組織，都很容易的奪取土族政權。因為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政權比起吳庭艷的南越政權來說，相對而言都是要軟弱得多的。南越政權雖然只有北越政權三分之一的軍隊和不到十分之一的公務員，但是它們的組織結構來講，已經比東南亞大多數國家要強得多了。如果馬來半島和南洋群島的這些土族政權面臨著和越共游擊隊一樣強大的威脅，它們沒有幾個能夠像吳庭艷一樣抵抗到長達十年之久的。
這些事情之所以沒有發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英美在冷戰初期採取了釜底抽薪的做法，等於是結成了前殖民統治者和土族居民的一個反華聯盟，通過限制華人的勢力，保證了將來的政權屬於伊斯蘭教勢力和土族勢力，把華人排斥在外圈。等到華人勢力最終實現了共產主義勢力對國民黨勢力的替代的時候，伊斯蘭教社會內部的民族主義勢力和社會團體已經基本上是初具規模了。這時候的下一步顛覆，六十年代以後推動的下一代的革命，基本上是一觸即潰，也就是因為他們錯過了這個重要的機會窗口期的緣故。
可以說國民黨在這方面，從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這一套國際主義的整個經營，收到一個很難堪的情況，它從組織的形態、性格和意識形態方面，都像一個日本泛亞主義者和蘇聯共產國際的雜交版和縮小版，但是造成的結果是極其悲慘的。可以說是，日本人和蘇聯人的國際主義行動是經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長期鬥爭、留下了很明顯的痕跡以後才最終歸於失敗的；而國民黨造成的這個東西，給人的印象就是先天不足，剛剛搞出一點眉目來就很快的被人鎮壓或者是篡奪了。這跟國民黨整個的歷史形象都非常相似。它基本上是，很像一個未老先衰的組織吧，是需要借助別人的力量才能建立自己的統治，而建立統治的當時，它就已經面臨著內外交困的情況，一面被人從內部篡奪，一面被人從外部擠壓。而它自己選擇的合縱連橫的方式又總是糟糕透頂，它總是在錯誤的時間跟錯誤的人結成聯盟，從事它自己力不能及的衝突。
可以說是，孫文如果在1923年沒有做出聯蘇的決定，只要把老國民黨再堅持五年，等到他在日本那些老朋友在三十年代初期上台以後的話，他就根本沒有聯合蘇聯的必要了。而一個聯合日本、繼續辛亥時期革命路線的國民黨，沒有必要進行中日戰爭。雖然它不大可能控制內亞的所有政權，但是後來的歷史走向會根本不同。它既然是已經走上了聯合斯大林跟日本衝突的這個路線，它就絕對不應該在抗戰結束以後又反過來企圖限制蘇聯在東北的權力，或者說是迫使蘇聯支持共產黨在內部推翻它。在它已經敗退到台灣，完全是依靠朝鮮戰爭和美國的支持才能夠維持下來的時候，它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應該再跟美國對著乾，不應該不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的冷戰策略。如果它肯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的冷戰策略，把東南亞它控制的華人組織變成冷戰的前哨的話，這些華人組織是不大可能在東南亞反殖民主義的過程中間遭到滅頂之災的。而它偏偏在已經喪失了大陸，按說已經無論如何不可能執行大中華主義的情況下，偏偏要在東南亞去推行這些具有明顯霸權色彩和顛覆色彩的活動。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在殖民主義解體、東南亞國家相繼建立的過程中間，華人整個就變成危險的顛覆勢力和破壞勢力，在新興的這些國家中間被排斥到圈外，造成的結果至今還能夠看到。
這些國家的華人勢力，在現在的處境還是非常尷尬的。馬來華人在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受到的限制還比較少，在馬來西亞獨立以後，明顯的就被當作內部的敵人。華人在經濟上佔優勢，但是馬來人可以通過限制的方式，例如，為了保護土族人，華人不能購買土地，一切土地的所有權必須屬於土族居民原主，任何後來的開發商都只能租土地，而不能夠買賣土地。如果沒有這樣的條款的話，華人憑他的經濟優勢，可能把馬來人原來的土地都買光的。在建造企業的過程中，本土資本必須佔到50%的[比例]，而華人中間有很多，只是在馬來西亞的居民而不是馬來西亞的國民。這樣的保護條款，儘管大部分經濟活動是華人主持的，這樣的保護條款卻實際上收到了馬來人可以坐享其成的結果。馬來人通過他在政治上的優勢，多方限制擁有經濟優勢的華人，同時通過它的人口政策，逐步的導致了華人的人口從四十年代超過馬來人的40%，降低到現在的不足25%。如果說馬來西亞在剛剛建立的時候，它很可能會變成像英國殖民者所考慮的那樣，它很可能變成國民黨的一個行省，那麼現在這種危險已經不存在了。只存在著一個相反的危險，就是說，馬來西亞的華社，很可能在將來人口比例降低到跟印度尼西亞華社差不多的時候，在這個情況下，馬來國內的伊斯蘭勢力如果暴起的話，他們很可能面臨種族滅絕的危險。
這些事情關鍵問題就在於，從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這個最敏感的機會窗口期，在殖民主義在東亞和東南亞結束、民族國家體系建立、而共產主義勢力滲透然後失敗這個異常微妙的機會窗口期，國民黨作為東南亞華人最主要的政治代理人，它基本上是在每一個機會窗口期都選擇了對它自己不利、也對當地華人社區不利的做法。現在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基本上無論對於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政治基地，還是說東南亞華僑原有的政治基地來說，基本上都是為時太晚了，因為他們已經邊緣化得太厲害，今後無論採取什麼政策，他們都沒有多大的希望能夠輓回局面了。可以說東南亞，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將來的發展等於是，在他們的發展史上，在二十世紀初葉和中葉一度很有希望的中華化、華夏化發展的方向，已經像共產主義干涉的可能性一樣，已經是變成明日黃花，最好的機會已經錯過。今後，無論從人口結構還是從政治經濟勢力方面，他們都漸漸的落到土族的下風。土族跟原來的殖民者結成了反對華人社會的一個聯盟，逐步的擠壓華人社會的勢力。
我們現在在看到民進黨和國民黨衝突的時候，不能誤會說是，它僅僅是一個民主化的問題，實際上它是舊的殖民體系解散的過程中間，認同政治和共同體形成過程的一個標本。國民黨的那些支持者，主要是從大陸來的大中華主義者；而台灣那些人，主要是在日本統治時期已經高度日本化的土族居民。他們之間，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關係，不是歐洲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之間的關係，他們的關係非常接近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和馬來穆斯林社會之間的關係。土族本來憑自身的力量，不大可能戰勝大中華主義的華人移民的勢力，但是由於後者在政治上的低能，以及殖民者的巧妙干涉，錯過了最好的機會窗口，現在已經逐步緩過勁來，渡過了最危險的時間，正在一步一步把這些本來可以取代它的力量逐步吃掉。未來的二、三十年，可以說是，過去三、四十年長期積累下來的歷史趨勢，就會結出它最終的後果。
而東南亞呢，可以說是，在重返東南亞的日本殖民主義勢力、美國主持的威爾遜主義的勢力圈、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滲入南洋的這個勢力圈，以及通過類似共產國際的方式以小股顛覆勢力的方式滲入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勢力之間，將來肯定會在東南亞演出一場好戲。而這場好戲的性質和內容都會很像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共產國際、日本勢力和西方勢力在中華民國範圍內演出的那場好戲。將來的東南亞就是這場好戲的重大舞台。從現在的趨勢看的話，仍然和當時一樣，英美勢力仍然是佔據金字塔的最頂端，無論改變什麼形式，十拿九穩，他們仍然會是最後的贏家。但是儘管如此，他們沒有辦法阻止在一個較短時期，比如說在二、三十年時期，一些懷有不軌之心的干涉勢力在這段時間內發動顛覆，然後再失敗，在顛覆和失敗的過程中間，付出很大的代價。謝謝。
